在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四川有着特殊地位，五代花鸟画以“黄家富贵，徐家野逸”始开工笔、写意两种表现风格，影响及于后世花鸟画乃至整个中国画的发展，而其中的“黄家富贵”，便由西蜀画家黄筌所创。黄筌及其子黄居宝、黄居寀父子三人由蜀而宋，执掌画院，威重两朝，遂令黄家体制力压群芳，兴盛百年。迨文人画兴，花鸟画以文人之笔拓进写意境界，苏轼、文同等川籍画家又赫赫留名。南宋画家牧溪以减笔法画花鸟，寂趣禅境，远传东洋，为日本画界所崇，尊为画道恩人。牧溪虽生卒年月难考，然籍贯可定，亦判然蜀人矣。仅此寥寥数例，已可见川人在历史上对花鸟画发展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到了近现代，四川画坛更加群星璀璨，惠及花鸟，自不待言。不必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等曾在此留迹，单看生于四川或因长期定居于此而终成蜀人的画家，便可列出张大千、陈子庄、张善孖、冯灌父、刘既明、李琼久、晏济元、苏葆桢、阎松父、赵蕴玉、朱佩君、伍瘦梅、陈亮清、周北溪等一大串名字。正是他们，以更开阔的眼界和更丰富的追求，再续前缘，承传文脉，为四川当代花鸟画繁荣准备了丰沃的土壤。
今天举办的这个展览，是一个典型的当代名家师徒展，由蜀中当代花鸟画名家陈承基和他的弟子谭晓蔓、杨阁、吴洪涛、高兴怀、马勇、戴洵、康以维同台献艺，向公众展示他们近一个时期的创作成果。借此，我们也有幸得到一个机会，能从侧面窥望到当代四川花鸟画的传承与创作生态。我相信，看完这个展览，我们将能更深地领悟到什么是“名师高徒”。
作为花鸟画名家，陈承基的名字早已为大家耳熟能详。他的画质沿古意，六法备赅，有着深厚的传统功力。可是，今昔对比，我疑心画家并非以功力为自得。郑燮有云：“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原来，走过了“画到熟时”的长路，陈承基正朝着“画到生时”的方向再次寻路而去。观其近期作品，简逸的笔墨为情感的呼吸留出了更自由的天地。而险要的取势、空旷的背景和孤单的形象，令人心生怅然。画家远追青藤，近溯八大，笔端流溢着如泣如诉的幽情。那是儿时的记忆、少年的心事和青春的愁绪，它们打开了生命中尘封已久的梦境。
谭晓蔓以小写意的笔法捕捉天地间动态的生命。其画松，遒劲挺拔；其画花，争奇斗艳；其画鸟，咄咄传神。要是我们暂不问画中所绘物象的季节，画面本身便会流露出季节的表情。陈承基先生的画常能撩起人们秋天的冥想或冬日的孤栖忆远，而谭晓蔓的画却满是春生夏长才有的烂漫。她沉浸于风的乐曲，让疏枝密叶趁着风势欢快地起舞。观其用墨设色，尽管只是淡墨轻染，但色彩似乎更让人觉得抢先一步。可是更加先声夺人的，是其用线的速率，即便千转百回，依然连绵超忽。正是它，统一了画面，让大自然的生机、画家明丽的心情扑面而来。
杨阁通过老师学到了飞龙走蛇，又兼惜墨如金，更学到了笔由心曲，墨抒性灵。他的画以墨为笔，以水为墨；而笔之所到，杳然生风，不睹日照，但见空明。尽管仍以草木虫鱼为题材，但他似乎更醉心于线条分割的平面关系，这使他的画面意近抽象，迥异前贤。黄休复论画，以“笔简形具”为逸格；马蒂斯作画，以锐意简化为要领，遂令中西古今，不期而遇。杨阁从传统起步，一路做着减法——用墨越来越淡，用线越来越疏，构图越来越简——终于独出机杼，自探法门。古代艺术家有一个口诀，叫做借古开今，在杨阁这里，我们再度见证了它的神奇。
观吴洪涛的画，我们有时会忘掉她是一位女性画家，也会忘掉周遭的喧嚣，就像古代隐者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在这里，空谷出兰，红梅怒放，修竹倚石，硕果压枝……但这是一个宁静的世界，容不得半点惊扰。元代墨梅大家王冕有题画诗云：“吾家洗砚池边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从吴洪涛的画中，我们也能嗅到一股清气，出尘，绝俗，足以把人世间的浮华挡在画面之外。假如我们由此联想到了古代文人画，那不仅是由于其中有以书入画的功力、写意的风致，更主要的，是她那宁静致远的格调。
高兴怀的画让人看到女性的温婉、柔情和纯净的美感。她以没骨法画花鸟，虽然连勾带染，工写兼施，却本能地导向精致与和谐。她的作品极富剪裁之妙，虽然枝叶扶疏、鸟落枝条或花萼绽放，一切全凭天性，出乎自然，但在其偃仰顾盼之间，却流露出匠心，显现了丽质。就像一位高明的插花师，尽管修枝剪叶，却毫不妨害植物的生命情态。在精于芟叶除蔓之外，画家也以女性的细腻，呵护着那些美好的细节，直至鸟的羽毛和花蕊的芬芳。可是，虽有满心怜爱，但她还是在取与舍之间做出了决断，甚至这忍痛割爱，也生发出张力，使画面再添美妙。
庄子形容草木虫鱼的自然生息之态，说它们“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在马勇的画中，我们就见到了这样的状态。但那不是依靠描摹对象，而是通过艺术的转换，发露天机，回应了大自然的旋律。在其近期创作的没骨花鸟画中，这一点得到了高度证明。不必说措景和构图，单看其落墨赋彩，我们就足以见识到什么是天骨开张。画家深得中国画的写意情操，落笔为工却用意在写，遂令“黄家富贵”和“徐家野逸”在其笔下冥然相会。这时，我们便再也见不到炫富的色彩，而只听到高贵的乐曲，传送着生命自在的尊严。
戴洵的作品亦以意笔为工，构图疏旷，用笔轻灵，颇得以书入画之神韵。其落笔干净利落，物象造型和笔墨表现力得到了有效的结合。其画也擅剪裁，但不纯以视觉美为度，更大的功能在于渲染运动节奏，烘托画面情绪。画家倾向于把一切都置于瞬间，旨在捕捉动态的平衡，遂令所有物象，似乎只为呼应鸟的动像而生，甚至那些不睹鸟迹的画面，也好像仍有鸟儿在空中秘密地起落。与此同时，几分孤独、几分倔强和几分紧张，借鸟雀的情态获得了象征——或者独栖荷塘，或者昂首奋天，或者侧耳谛听——好似诉说着青春路上遭遇的种种激情和烦恼。
康以维是参加本次师徒展最年轻的画家，可是他早已尝试过许多题材，有人物、花鸟、畜兽等。他也是其中唯一把工笔画坚持至今的一位。今天，他送来的作品乃以猿猱入画，可谓别有洞天。那是用极工细的手法画出来的灵长类动物，或用水墨，或用设色，但无不丝丝入扣。而精细的描绘并未掩盖这些人类近亲的情态。画家用写实的手法，凭着人类的眼光，再现了它们独处或相互交流的情景，见之憨态可掬。倘若我们能够读出它们此刻各自的心情，那是因为画家未曾止步于写形。同时，工写结合的树石，活化了环境氛围，为这些生灵增添了传神之妙。
白石老人曾经告诫弟子：“学我者生，似我者亡。”看了这个画展，我深感，这句话也可用来形容陈承基与其弟子们的关系。这是一种开放的师徒关系，老师为学生留出了最大的自由空间，学生将充满个性的创作成果作为对老师的回报。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面对学生的艺术渴望，陈承基自然担负起了授业解惑的责任，但今天这些作品表明，他所行使的最重要的使命是传道，这种道，就是艺术的自由。当艺术自由成为师生共同的信仰时，我们就见到了他们各自的独立性和由于听从独立性的召唤而释放出来的艺术创造力。正是由于在创造力的鼓动和庇护下，今天这个师徒展才超越了一个教学汇报展的质地和内涵，而不折不扣地变成为一次高水平的艺术展览，因为不分师与弟子，每位参展者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发挥了自觉的创作个性，显示了作为艺术家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