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OCAT）上海馆荣幸地推出开馆至今的第六场展览：借镜之道 — 李小镜与罗杰.拜伦双个展。首次同时聚焦于两位杰出的摄影师，意味着OCAT上海馆对摄影的支持和表态：在当代艺术中，摄影已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语言和媒介。
两位富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了一种奇妙的特点，给出了精神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分界——这也是人类与环境、自然一直以来的分界。
李小镜出生于1945年，在美国纽约定居多年。但来自故乡台湾地区的动荡历史——不同时期所产生的不同问题，比如种族和文化背景等问题——仍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可将李小镜的摄影作品，归至“变异”的广义概念，艺术家本人也用此描述其研究过程。李小镜所塑造的独特意象可追溯至中世纪动物寓言集、科幻小说、达尔文进化论，以及斯宾塞尚有争议的进化理论。正如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所言，“镜”作为媒介，激活了我们的主体意识和我们作为主体的意识。此外，李小镜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变异”的，因为“镜像”只是在观众面前塑造或重构现实的合成图像而已。李小镜作品中的“半人半兽”概念——通过手工修改的数码形象——恰恰说明了这点：人和动物的组合，旨在说明一种关于人类，甚至所有个体的可能性本质。“半人半兽”的形象出现在李小镜大部分摄影、装置和动画作品中，包括《十二生肖》（1993年）、《缘》（1995 年）、《108众生相》（1996年）、《源》（1999年）、《自画相》（1997年）、《夜生活》（2001年）、《成果》（2004年）、《梦》（2008年）等。先抛出问题，再借“动物王国”确认问题的深层含义与本质。
李小镜作品中的世界，或许会让人联想起十五世纪荷兰画家博施充满戏谑荒谬的画作。即使通过数码介入来实现对人和动物间阈限的关注，他的摄影同样带有彻底的讽喻性和突出的道德感。
和李小镜经历类似，另一位参展艺术家罗杰•拜伦出生于1950年，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便离开故土美国，作为矿物地质学家，罗杰•拜伦对这个职业逐渐习以为常并失去了兴趣，他希望能寻找故事与特殊的环境。他游历了东亚，拍摄了第一部摄影作品《Boyhood》，之后迁徙到南非约翰内斯堡，并成为自由摄影师。这次在OCAT上海馆展出的作品，从拜伦较少为人知的早期系列如《Dorps》、 《Platteland》、 《外界》，到其重要代表作系列如《影子房间》、《寄宿公寓》，以及最新力作《鸟类避难所》——这部首次在中国展出的黑白摄影作品，依然沿用了艺术家偏爱的方构图，并出版有同名画册及记录短片。此外，也将展出拜伦和南非知名摇滚乐队Die Antwoord合作的实验影像《I Fink U Freeky》。这些作品的标题不禁令人想到一些现实中的区域，而对罗杰•拜伦来说只是些精神之地。在他所有的摄影作品中,一个国家被大自然之美和文化并存所产生的社会“愤怒”所碾压，成为了一种格格不入的讽刺和批判，而他试图把它从任何可能的叙事包装中剥离出来。拜伦认为他的摄影是“挑战思想的镜像、反光镜和连接器”，透过拜伦的眼睛，我们看到艺术家暗示了对于被迫共融的不协调因素，以及独特的物品、动物、人与环境互动的内在诗意。他将死物拟人化，而人类却更接近死物。和大卫•林奇一样，罗杰•拜伦塑造了“功能失衡”的状态，因为宇宙本质上就是功能失衡的；作品中那些“被遗弃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永恒维度中，他们才是历史的核心。以此，拜伦的摄影更接近于多萝西•兰格和戴安•阿博斯的意象。
两位艺术家的生命迁徙经历恰好相反，这种个人生活的“变异”，几乎互为“镜像”：当李小镜选择从台湾来到纽约，罗杰•拜伦同时期决定离开纽约去往南非。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移植”，促使两位艺术家研究了领域的延伸概念。领域本由它们的边界所定义，但矛盾的是，因为它们的阈限性，使其如此难以界定。在展览“借镜之道 ”中，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产生了互文性，也构建了彼此的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