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的噩梦》分上下场两种方式进行实践，上半场有8位年轻人参与，每个人用其他7位提供的线索来创作，它可以是事件的描述，可以是一种批判、怀疑的态度，可以是一个词，或一种情境。从7月10日开始的近两个月里，必须完成所有的创作，最终回到空间呈现，这里创作形式不限。为了在过程中暴露更多的问题，我们将展示和创作时间并置，开幕定在8月30日下午。9月7日，8位艺术家将对彼此的命题和创作展开提问和讨论。尝试过从文本出发的讨论，为实践去讨论后，我们希望讨论能切实得建立在创作后。因此组织一场高强度的创作和展览，并期待冲突发生。
我们得意洋洋描述一种感受，兴奋着跟彼此诉说一种喜好。但一个人很难获得超越个人的认识，尝试从他者视角思考，或许可以暂时从对惯性的禁锢中逃离出去，去面对自己和他者。
贺冰以“自我解剖”为关键词，她描述到：每个人在一定的阶段都应该自我重新认识，回忆起一些重要的片段，重要的人。这里所说的自我剖析，主要以当下及之前所做过的，遇到过的为基础，重新梳理自我的认识和经历，一个人的成长道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和发展。在自我解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很多情绪化的东西，但我并不希望这是一个重点。一个故事的起承转合，一段回忆的影响性，应该更多的关注。当然这样很容易会形成回忆录或是片段场景，在这里面，更多的是想让大家去重新认识，重新思考，在我们这群与艺术相关的人中，是否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和启发。
黄淞浩以“疯癫职业”为关键词：卖“太空杯”或者“塑料盆”的商贩们疯狂的向地上敲砸自己的商品；新疆大扎巴里卖刀的小伙，大力挥刀向铁制门框上砍去；地铁乞讨者以每秒5次的速度上下颤动脑袋；面无表情挥动跳舞彩带的摊贩；边高声歌唱边烤鱿鱼的烧烤店伙计；一个本来挺平静，一拿起毛笔，突然就急了的书法家；亦或是各式各样的叫卖者，等等。他们的身体介乎表演和日常之间，他们的行为介乎感性和理性之间。这样的职业似乎都不是正规的“好工作”，又似乎都是在社会缝隙中被创造的职业。这使我想起福柯“愚人船”上的那些人，他们既是被异化的个体，又是狂癫的阴谋者。
李论的关键词关于男人的“酒桌政治”——他对这个词的表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酒桌政治学”，在我老家划拳的开场是握手的同时高喊：“姊妹妹好！好姊妹妹！”。喝多了总要称兄道弟掏心掏肺，即使抛开逢场作戏的成分，这似乎也是一场情感绑架，在酒桌上的那种“真诚地耍情商”似乎是男人的本能和传统。还有一种倾向是关于男人酒桌上的政治讨论，我自幼熟睹我的父辈们无论以什么话题作为起点，最终总是以比如对毛时代的掺杂想象成分的追忆，台海问题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为高潮和结尾。而他们虽然在酒桌上指点江山，做各种自己是国家主席的假设，却又非常向往一种隐士式的浪漫主义生活，这种生活我听到的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集体主义乌托邦式的，说是要合资买地建一座四合院然后哥们儿弟兄一起生活。一种是独自一人归隐山林。
刘亚觉得方案的生成已成为生产关系里的必要前提，自我与他者，方案成为确立两者共同“安全感”的成因。方案推进的过程中，我们一步步使方案强化，致使里面的模糊和不确定走向清晰。以此来使得方案的生成愈加完美，无懈可击我们不断的提出解决方案，提高方案的成功率。却不愿意提出对修剪日常而生的方案本身的出现提出怀疑。我们如何得到并创造一种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