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由失败而得出的展览。从2013年9月开始，我和沈少民便开始讨论，应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产生了7个关于这个展览的方案。最初，每一个新的方案都似乎都是最终的结果。而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所期待的结果已不再受制于如何做一个好的展览，我们开始宽泛的、漫长的讨论展览和自我、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不断的遭遇对方案本身的怀疑和否定，实施任何一个方案都变得毫无必要，它又回到了讨论的最初。

一个艺术家的个展是呈现物化之后的视觉标本？还是呈现个体生动而又分裂的思考、认识和方式？展览去除了过往形式中惯有的美学趣味和传播法则，试图重返被物化之前的时光中，回到它在脑海中的那个可疑的念头。

选择放弃一种经验的必然性时，所得到的自由，并不是艺术的自由，而是人参与世界的自由。即便它从未被实施，也一直面临相似，但它仍是个体真实的痕迹，关于人存在的可能性和复杂性。

艺术在个体生命中何时结束？个体又在何时拥有和掌握艺术？我们怀疑，我们从未拥有过艺术。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的方式，是表达的自由，也是偶然的回应。它通过持续的怀疑实现，也通过怀疑而结束。怀疑在此时此地是我们介入艺术的自由活动。在悖论之处，我们既没有背影，也没有必经的前路，但我们仍然选择结束那些教条的、无聊的、安全的经验，即便来临的是行动的失败。

杜尚宣称他的生活是他最好的艺术，这样一个世界纪录始终保持。艺术家们拒绝重复，不断挑战，创新成为一个“魔咒式”的接力。人们幻想着通过一个展览或是作品来确认自身在艺术历史中的独特，然而渴望永恒前卫的念头，即是保守衍生出的另一种经典式需求。

对于这个展览而言，我们并不愿意重蹈覆辙的去什么都不做，然后宣称我们拥有艺术。我们仍对艺术保持热情，观念的原创与重复并不是一个困境，我们更愿意公开的去呈现、谈论这个困境。

或者说，这个失败的展览所表达的是：接受失败，并呈现失败，远大于获得了好的艺术。我们放弃了作品，却拥有了无视禁忌的自由和雄心。

策展人：崔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