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我是少交流的，甚至说没有。此次策展《黑色的桥》，给予了我关于绘画的思考空间。在这里，我更多的想陈述万真宇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件事儿--关于一个普遍展览形式的背面。

初识万真宇是在空间的一个展览开幕上，之后又常在开幕现场遇见。给我的感觉他像是一个大男孩，开朗，直率，并且也喜欢喝酒，但在交流上也感受到了他的急迫和焦虑，起初在这一点我是存有质疑的。后来去了他的工作室，看到了他的作品和更多的交流之后才理解。

一个出生在70年代的北京人，经历着这个城市视觉历史上几乎最大的变迁。建设、耸立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那永无休止的扩张甚至令自身早已无从触及到边界。万真宇，穿梭在这样的环境里，作为一个个体观看着周遭。正是这种种感触，纷繁的交织在艺术家的情绪中，影响着他对生活现场的关注点，着眼于事件、人群和构成社会关系的凌乱要素。正如其绘画中的形象一样，或低沉或轻盈的基调谱写着哀歌，在这哀歌的结构里囊括着冰冷的金属散发出的嘶鸣，歌唱般闪烁的人物和那千奇百怪的内容。这些内容共同被卷入在一个无秩序的漩涡中，致使个人感受倒错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死亡、疾病、痛苦等自然属性的抗争业已演化成了对社会属性的抗争--我们早早的远离了严厉的气候，并使世界免于饥饿的困扰，却陷入了一个被奴役的漩涡中，一个工业文明后的消费世界。对万真宇而言，隐藏在他绘画作品之后的是个人的悲愤所唱响的挽歌，我可以说他是一个“患者”，无法摆脱的城市生活击散了他的个体意识；庞杂的讯息和社会秩序干扰着他的行为方式。无疑，这巨幅的绘画承载了其自身最后的抗争，它的宏大并非是个人理想的叙事，而是蜷缩在那仅存的微弱神性下闪烁的冲动。正是面对个人环境中的纷繁，艺术家自身才急迫的寻求参与和探求其本身，交织在万真宇绘画中的事物，透露着自身对于环境的思考和焦虑，那绘画中的形象似乎总是在历史的瞬间被保留过，进而在快速的更迭中逐一被移除去，与此同时，巨大的压迫感和方向性的缺失，不停撞击着努力去改变的艺术家个体，然而自身在为其抗争，那些频繁出现在画面中的身着白色衣服的形象，也正是艺术家意旨的充满活力的青春，它不好去确定，随时都是有可能流逝的，它更像是艺术，去尝试着一步步净化自身，重建破碎和凌乱的价值系统。只有“患者”才会与“病患”抗争。

万真宇不是我们所谓的“科班”出身，没有经历过学院的绘画训练。有一次同他闲聊，提到了在他很小的时候，学校请了一位画家在学校的墙面上画了一幅壁画，那幅画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我想也许这就是他选择了绘画的初衷。那么所谓“专业”这东西经常构建顽固，维持着自身的权利隐喻，所以是需要警惕；那么关于“非专业”这个东西也经常自圆其说，把人说的昏天暗地，更加要警惕。所以，关于这些，放下不谈，还是说一说关于展览这样的一件事儿，一个绘画的展览。

绘画本身，在今天看来它持续保留着普遍的陈述形式，以陈列作为途径，不停的催生着物化结果。多数展览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落实于完成的结果并提供了呈现，对于这样的结果，一直是被谈论的主体（例如艺术家通过…….表达了……传达了……建立了……）。这是绘画的属性，因为通过结果是可以被阅读的，虽然它有别于文学，不具备相应的语言结构，但依旧是可以被阅读的，甚至说被误读，就像我会误读任何一幅画作一般，那么主体与观众是不产生任何关系的，这里有的只是观看所生发的阐释（不论是理论的还是被感动的）和那“视网膜艺术”。主体不见了，如同阅读已离世的伟人著作一般。这是英雄主义的典型特征，树立的是一个形象，解读全靠大众，甚至作者与此同时也成为了观众的角色，为其形象建构权利，周而复始。这让我想到了杜尚说的那句“事情不能总是老这样”。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一个现场，或者可以说是一个结果的前沿，它持续的在运动，改变和存在着不确定。这样作者将原有被挪移至观众的角色归回到绘画本身，也就是说艺术家在展览期间，将持续的在空间内完成他的绘画内容，并绘制一幅展览额外的作品，在保持自身对周遭感受的同时，去涂抹、修改这样的一个现场。这像是搭建起的一个“剧场”，但这绝非是一场表演，虽然它具有表演的条件，这正如同艺术家在其绘画中重构自身一样，对其绘画也意图归其本身。关于结果，需要这样的一个现场感，这并不表示要追求现场感，而是通过现场去观看绘画从想法、构思以及动手生成的这个过程，去发现这个过程，归回主体。每一幅悬挂在墙面上的绘画，如同一个多屏的“银幕”，播放的是一个变量，由众多“镜头”组构的叙事。艺术家通过在画廊空间内不间断的修改或者说完成绘画，对固有的观看思维制造了阻碍，不再是一个连贯性的呈现，这对于阅读来说，更多的是停顿的、摩擦的，无法习惯性建构意旨。不得不说，这样的观看是困难的，这非同表演或者庆典的现场绘画，而是站在展览的语境下、在具有公共性隐喻的空间内，突破原有呈现的藩篱去寻觅绘画本身，也是艺术家在重构自身状态的延续。，它不是一个完整剪辑，也不是一个既定的结果，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传统意义上都是被掩盖起来的，最终寻求的是制造景观化、结果论，生成对其结果的观看和阅读。与其说“作者已死”，不如说是作者的主动离场。

另一方面，我无法说服自己令绘画的结果耸立，即便是任何主题或是形式，都无法再度成为伟大的叙述，它俨然早早的显示出其反动的势力，这里不再需要一个能起死回生的巫师来救赎，也没人能做到，这里需要的是艺术家主体来进行激活。

钱龙于北京

2014.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