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长桥大桥自杀干预计划”始于对自杀者现象的关注。在桥上，我首先感受到的是未来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对日常生活的烧灼炙烤，整合的集体意志对于掉队的个人的威压。然后，我发现真正把人逼上死路的并非债务、疾病、贫困或失落的情感，而是整个时代沸腾喧嚣的成功学和发展主义。于是这个计划在北京的展览指向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指向了那种建构庞然大物的狂热。第四次，在柏林的展览中，指向了一次次地建构纪念碑用过去控制未来的冲动。当然，进退、成败、大小的观念之所欲能够为祸人生，是因为它们被落实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只要祸福成败的标准被外化，喜怒哀乐，虑叹变慹，人终无自由可言。

这次展览几乎全是我近几年在浙江安吉乡下做的竹编类作品。编织的冲动始于对用模具铸造物品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怀疑。篾匠们解竹为丝，循理入刀，势如破竹。编织者顺理成章，技进乎道，在手指的劳作中遗忘了辩论和机心。编织犹如禅定，器物和形象从道理中自行长成，不假设计，不赖阐释。一竹可以百用，用也者，通也。一个物变成另一个物，真如庄生所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所以，这个展览以齐物为名。

齐物之观，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所以，我要实验一种不太常规的展览方式。作品和作品之间界限可疑，作品和准作品、非作品之间界限可疑。物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弥散状态，物品在展厅中的被凝视状态，布展状态和完成状态，库房和展厅界限可疑。工匠、设计师、艺术家、劳动者、观看者、使用者之间，也界限可疑。这个展览会是暧昧的，混沌的，混乱无序的，随意的，即兴的，反精致的，反严谨的，无逻辑的，不靠谱的，野蛮生长的，因此，反对死亡的。

至廉至朴的竹，在中国旧文人那里是象征性的材料，是精神的教材。我并不看重“虚心”啦“劲节”啦“经冬不凋”啦这些人格化的隐喻。我在它的生物学特征里看到另一种象征。它生长得最快，繁殖力最强，它强大的地下竹鞭向四周无尽蔓延，夺路而出，生生不息。我不相信不朽，我相信不息。不休息，不叹息，不利息，生命不息，折腾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