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理想——从图像想象到寓言生成

文：王澈

实验时代可以被赋予不同的解释，有人把它视为健康的规律，有人则认为是陷入了知识混乱之中的表现。毋容置疑，年轻一代的艺术家面对的是一个多元文化并置的时代，泛文化经验不断地使这代人对于某种特定的事实产生怀疑。尽管统一理论体系已经不再引起关注，但新的艺术创作形式和观念尚未完整形成。在艺术创作内部，年轻一代艺术家对于当代的艺术能做什么、能够成为什么、或应当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正在以一种自觉和实验的方式进行着探究。虽然多元创作面貌是未来艺术创作的必然，但是艺术的终极理想会伴随怎样的话语被“移动表述”呢？

这是一个摆在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面前不可逃避的问题，因为年轻一代没有上一代艺术家那种较为单一的文化经验，同时也缺乏对于生命体验的终极感。当然，这是时代问题。中国的年轻一代艺术家成长在一个逐步同质化的全球生存语境里，对于某种事物、事实、事件的表述就不会是绝对性的呈现。1982年出生于四川省的张木，现为职业艺术家，主要生活和创作于北京。他在艺术创作的思考角度上，正是在不断地尝试如何对于当下进行实质把握。张木将多种艺术语言同时在一件作品上使用，为观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觉形式，他所希望的是不同的观者在他的画面中，都能体验到一种属于观者本身对于图像的想象维度。这也正是他对于当下这个时代人们具有多元文化经验看待的把握，他试图在一个画面里完成多个触点，使观者展开叙事性想象，从而实现他的作品的多角度叙事的可能性。这是张木为观者在看待自己作品时提供的一种方式，但在我看来，他作品中的那种对于当下语境的思考是深入的，对于时代的体验是全面并且清晰的。不难看出，他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表述危机”的意识，在被广泛讨论的“后现代知识状况”中采取了正面的态度。这种正面的态度即是一种对于时代的关照和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是具有艺术理想的艺术家才具有的意识。比如，张木的《现代乡绅》这件作品中，破碎的公路、乌云密布的天空、苍劲的山脉、乖顺的绵羊以及具有新思想形态的中年男子和他的眼神，被放置在同一个画面中，这正是对于现实和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进行着比较性检验，他们既能组成一种叙事的事实，又没有坚实的证据，绘画的叙事性被模糊，图像背后的属性被异化。人们再也无法用单一的经验去看待一个事件或者一个问题，当人们在失去了对于事物判断的唯一性后便出现了心理危机，这种危机感、挫败感、失落感、凌乱感才是张木作品中的终极表达，并非一般观者认为张木的作品表达的是对于成长的回忆，或者是对于历史的想象，亦或是一种对于未来的思考，而是特定时代下人们普遍的心理状态。

在这里谈张木作品中的语言形成的风格，或者是观念发展脉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无效的行为。这并不是说以往的艺术语言和观念对于张木没有影响，恰恰相反，张木对于艺术语言的把握和梳理其实还是有其自身的方式。但我认为，艺术创作到了当下这个时代，重要的不在是艺术语言本身的探讨，艺术应当在使用文学性或者哲学性的方式上展开思辨，并能解决一定的精神问题，亦或是展示出一个时代的特征也是有效的探索。近年来艺术界对于艺术创作图式化的问题虽未产生激烈讨论，但可以看出仅凭图像的再现式创作，在全球同质化的今天，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于艺术的需求。所以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精神准备将决定他们在艺术创作上的持续性，张木的作品展现出了他在图像背后的深入社会体悟，这从他作品中综合了多种绘画语言和作品整体呈现出来的精神状态都能看出。所以，张木的创作存在着思辨性的哲学脉络，并不能单单从绘画语言上为他的作品定位。大多数哲学最终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关于生命的终极阐释，这种阐释不间断的持续性，就是站在不同地域、文化和语境下的重新看待。那么，张木显然对于生命哲学存在一定感知，所以他的艺术创作一开始便进入了一种对于时代体悟和人文关怀的角度，这使得他的作品不单单是图像的拼凑和社会景观的再现，而是一个个体对于他所处时代人文状态的感知和呈现。但这在中国当下社会现状中是孤独的，中国人民普遍缺乏的文化修为和实用主义为上的心理，让他们很难去理解艺术的作用和艺术中的精神指向，当精神被物质化后，这种存在于艺术家心里的抑郁与无奈，其实也在张木的作品中他也有所表现。

“移动的理想”既是张木一件作品的名称，也是我为他策划本次展览的主题，因为“移动的理想”恰恰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在理想上的真实写照。任何的绝对性，在今天这个多种文化经验和社会形态并置下都变成了多元发散状。我们的理想也在不同的语境下被否定或者被存在着，但这就是这一代人的生存状态，注定不能有一个理想，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也不仅仅只有一种方式。

2014年12月6日

写于北京方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