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松

面对世界，上海是中国的一种姿态。它也因此有了双重特性：开放的与封闭的。如果说开放性是其对全球化世界的主动回应，而封闭性则是对其所扮演的敏感角色的高度谨慎。这就导致了这个城市在塑造其文化个性的过程中会时不时出现莫名的迟疑与延宕。崇洋与重商的传统意识所催生出的功利主义，与追求稳妥的均衡主义，造就了其相对温和的文化态度。它也由此拥有了强大的吸纳力和融解力，在其特有的人群和空间的高密度状态下，除了海内外的商业巨子、娱乐时尚明星之外，没有任何个体能够在这里轻易地找到发出声音的空间和机会，或者说，任何个体的声音在这里都会显得微不足道。艺术家也不例外。

在这里，对各种空间的商业开发与利用是全面的，也是挤压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上海不会产生七九八、宋庄之类的现象和效应。也就是说，上海的开发速度早就消解了那种可以让艺术家以相对低成本生存工作的待开发模糊地带。也正因如此，在这里已不大会发生艺术家大规模聚集某处的现象。除了极少数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大多数艺术家进入上海的方式都是悄然渗透式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渗入这个体量巨大而又充满了局促感和紧迫感的城市里，一部分成了职业艺术家，但多数则要么在学校里任教，要么在公司里上班，要么在艺术机构里工作，总而言之，就是得在获得相对稳定的落点和谋生方式之后，才能进行自己的创作。在这里，他们几乎无法进行野蛮生长。跟这个城市一样，他们得在心态上平衡好开放与谨慎，不管所拥有的空间如何有限，他们都在努力扎根、生长。

这次由春美术馆主办的“海上新族”当代艺术展精心挑选五十三位从外地来沪生活工作的艺术家，把他们汇聚在一起，以他们的最新创作成果构成这个“海上新族”当代艺术展，其主要意图就是更为直观地呈现非本地艺术家的生命力、创作力和多元共存的生态特征。这种全然抛开了那种大家比较习惯的主题先行式策展模式，采取多种风格路线交错并置的展览方式，无疑会让人很容易有种芜杂之感，但只要我们稍微换个角度来看，就不难发现，这种展览的方式其实反而能够让观者将关注点从展览层面回归到艺术家个体的点上。届时我们将会看到，出现在这个展览中的作品，它们所呈现出的风格特质与观念取向是千差万别的，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对立冲突的，但这恰恰就是这个展览的关键诉求点之一，因为在我们看来，艺术的世界本来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谐世界，真正原生态的不同类型的艺术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时，注定是要呈现出各种方法与观念取向上的矛盾与冲突的。正是这种种强烈的反差与分殊，才更能彰显出其原创性和非同寻常的活力，甚至还有某种意想不到的因为视觉反差造就的微妙戏剧性。

出现在这个展览中的艺术家，无论其风格如何，都是比较成熟的，都有自己清晰的创作路线和追求。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上海这个城市的种种适应与不适，也能看出他们在谋求超越个人经验局限方面的种种努力与探索，更能真切地感受到支撑他们“在这里”存在下去的理想与信念的执著。对于他们来说，在这里，活着并不是问题，真正重要的，是以自己的创作去持续回应和体悟上海这个城市的貌似平衡实则剧烈的嬗变进程。在这里，很多时候他们都是相对沉默的。因为他们一定知道，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与其迫切地发声寻求关注，不如把自己的根扎得深一些、更深一些，让自己的精神与艺术的枝干长得更结实一些、伸展得更高一些、视野更开阔一些，因为独特的声音只有在深处、在高处才会引发真正的倾听与呼应。对于他们来说，在这里，意味着抉择后对命运的承受，意味着在喧嚣与寂寞中、在随时可能出现的被淹没的危险中用更强力的行动去重新阐释属于自己的存在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