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都市文化的直面与彷徨
文/李峰
第一次走访龚新如的工作室无疑给我带来了极大困惑。他现今生活的城市虽然真正建市历史不长，但依海傍江的这块故松江府属地百年间已经两度成为国际上最为知名的大都会之一。这座被调侃称为“魔都”的大上海，道路曲折如迷宫，将中国传统都会的横平竖直、左祖右庙、商业区与政治区的泾渭分明、一切宛若棋盘布局清晰有致等特点，统统抛之身后。这既是由都市化进程加速、如何容纳大量人口的现实因素所决定，也潜在含有对香港、纽约的追赶、效仿与崇拜，黄埔江畔震旦大厦上“I love Shanghai”的大幅电子显示屏闪闪晃眼，铺面压来，展示着这一暧昧决心。
悄然冒出的汽车每每铆足了力气与脸皮挤进臃肿的大道，谦让的结果是更为漫长的拥堵与等待，向来不是这座城市的美德。车流如江入海，慢腾腾地挪腾于一座又一座或大或小、或高或矮的建筑孤岛。车灯起起伏伏踏过忽高忽低的高架路、穿江底而过的隧道、梧桐树掩的旧租界、空荡少人的后世博会地区……这一切都在有心无心增添着昔日东方明珠的魔幻气息。显然，没有司机的向导，纵然也曾在此工作生活多年，我也断然无法穿越这弯弯曲曲的堵堵停停、陌生又熟悉，迅速抵达龚新如工作室的所在。汽笛的喧鸣、绿灯的短暂和红灯的如此漫长，日复一日地一点一滴挑战着一个又一个急于赴约者的耐力。在又一个几乎难以忍受的当口，一切豁然开朗，我们抵达目的地。一处似乎满是小商铺、批发市场的城乡结合地带，50余位艺术家居住和工作在这里。
走下汽车人们往往会长呼一口气，低矮的建筑减缓了看惯待腻住厌高楼的都市鸽笼人的压抑。虽然这里的建筑也是雷同，但墙面的脚印、地上偶见的滴水似得意着这里的轻松自在——这里没有那么多规矩堆垒出的洁净，也没有豢养和教育驯化出的矜持与骄横。工人散落在商店幌子的周围劳作，多半想象不到这里居然也是艺术区，也无兴趣——艺术是饭余的奢侈与无聊，也许某天酒后可以偶然聊到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以及近来一饮天下红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崎岖转到龚新如的工作室，落座所对的茶盘由原皇宫使用的“金砖”改造而成，这种砖块由于从选泥、筛泥、制砖、阴干、成砖、运输、投入使用，其过程需要好几年，造价堪比黄金，故名“金砖”。楼上露台有龚新如自种的蔬菜，它们和茶、茶盘一道拉慢着时间，不觉间清去访客路途的灰尘与急躁。然而，打开一幅幅画作，除去不多的一批尺寸不大但色调雅致的花卉与静物，绝大部分又是路途所见的红绿灯、交通指示箭头、拥堵在路的汽车以及没有面目用符号堆砌的脸。那些没有面目的作品偏偏又用工业化的烤漆做就，图像相类，仅在色彩重新打碎重组。是什么让龚新如似乎矛盾地徘徊在这些看似无聊无奈的图像与题材，并乐此不疲？
龚新如坦承马路能点燃他的兴奋点，他对指示箭头、斑马线与车速之间的相对速度着迷不已，高速路尤其能够挑起他的兴致。拍摄记录不同的警示路牌、斑马线已经成为他一直以来的坚持。我疑惑于他对都市与物质文明的崇拜，经营公司的经历加深了这种印象——艺术是否是龚新如价值观的真正依托？对物质的偏好、对机械文明的崇拜、对功能性的追求被视为现代主义的重要主张，这在城市规划与建筑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醉心于驾驶的龚新如提起他的家庭，或许他注意到副驾驶的猜测与疑虑。世代居于江西的龚家有着小城人所常见的恭俭善良，父亲带着他和祖父到省城南昌“见世面”。谁料爷爷震撼于省会的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惊恐慌张，因不熟悉交通规则而驻足斑马线，迈不动脚步的他最终引发了惨烈的交通事故。这给龚新如留下难以磨去的家庭记忆。李欧梵也谈到过相似的故事，小时候他第一次去大上海被电灯给吓坏了，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情。抽象的现代性每每可以转化得那么具体。祖父的经历让龚新如父母下定了决心去适应城市“秩序生活”，每逢假期都会带着他去省城。于是，最为普通单调的“斑马线”在龚新如那里成为大、小城市区别的重要标志。这也埋下了他喜欢观察、记录城市交通符号的伏笔。龚新如有时甚至怀疑自己到上海学习和生活是不是也是基于这一理由的驱使。
龚新如亲眼目见的还有年复一年，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的同学因交通事故身亡的惨剧。文明发展的代价因发生在身边人的消失而变得真实冷酷，沾染着泥土的污秽血迹远比那些宏大词汇来得具体。我们生存的环境需要秩序来拯救，然而农民排斥这种所谓“秩序”，“自由简单而松弛的生活是他们的全部”。如果说那些使用了烤漆等工业化手段的作品是龚新如对都市、秩序的直接反应的话，那些布上之作则在同样保留理性冰冷的同时残留着手绘的温度，常常以其不可完全预测、不能完全预知而留下诸多偶然痕迹。这些偶然痕迹透露出龚新如内心深处的田野情节——松弛，有人情味儿。他的故乡与其说是一个小县城，还不如称之为小城镇——城市的中心就只有两条街，从城东到城西只有1000米，从南到北500米不到，街面宽最多三五米。这样的一个规模的城镇曾经遍布华夏大地，为了更好的生活，人们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再造天地，将全部悠哉悠然抛却，一切传统推倒。30年会重新再观，孰是孰非，殊难判断。
走出小城市，来到大上海求学的龚新如的艺术和人生之途高歌猛进，每走偏锋：在别的同学还没太明白消化考学和做艺术之间差别的时候，他已经在上海戏剧学院博得画名；在别人或羡慕或攒着劲儿一较高低之时，他转而投身设计、进而开公司；在公司业务正好的时候，他不顾合伙人的苦苦挽留，毅然决然地又回到了艺术。从艺之途从来不是一马平川，似重新出发的龚新如知道等待他的也决非轻松掌声、灿烂鲜花，他也清楚地自明，一个迷恋于红绿灯、指示箭头、路标、汽车马路和斑马线的艺术家，似不厌其烦地反复呈现相类图像的艺术家也很容易被认为“符号艺术家”。在经过大头、天安门、毛的潮起潮落、起起伏伏之后，面对符号的选择和使用中国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们尤其小心谨慎，西方批评界出于复杂心境所创造出的“大脸画”（big face paintings）一词加大了艺术家们的忧虑。

龚新如的坚持来自于他对艺术必须出于生活的自信。二十余年如一日对都市文明——确切说是交通文化——的持续观察成为他的坚实积淀，对其内化与转换成就了这批作品的最初面貌。车辚辚，马萧萧，虽再难觅古道瘦马，看似新的交通工具、新的问题实已经存在千年。一切艺术归根结底还是对人、人的所处、存在、境遇与困惑的思考与表达，从这一点上说，不仅人难说古今之别，古今中外之差异也没有想像那么大。在艺术这一独特领域，往往满载着智慧的武断，超前的专横与孤独，艺术家们背负着或高或低的才识，或灵动或固执的性格，张扬着或控制或冲撞的能量，各自上路，直奔没有确定方位的所在、没有边界的未来。对于行驶在路的龚新如来说，上路之初的幸运与兴奋、坦荡与顺畅已经甩在身后，前方更多的未知，崎岖或顺畅、荣光或困扰已经悄然在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