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工：流放者归来’暨域上和美艺术馆开馆展”是域上和美艺术馆举办的首次展览。我们将以展出艺术家何工作品的方式，宣告域上和美艺术馆的诞生。
何 工选择了一条自我流放的道路。数十年来，他在全世界一边行走，一边创作，将人生与艺术融为一体。他既是身体的流放者，也是精神的流放者。他将对人类命运的 关切贯穿于对艺术的探索之中，以此证明了艺术家知识分子化的可能性。同时，他的不懈探索的创作，也证明了当代艺术永远是“在路上”的艺术。
我们以何工的个展作为域上和美艺术馆的开馆展，就是为了向一种流放者的精神致敬；并借此向全社会发出声明：域上和美艺术馆愿意成为探索型艺术家的伙伴。


2015年10月24日下午3时，由成都域上和美艺术馆主办，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四川大学艺术研究院协办，艺术评论家、策展人管郁达先生策划的“何工：流放者归来”艺术展，将在新近落成的成都域上和美艺术馆拉开帷幕。届时多位国内外著名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策展人、文化学者和媒体，将云集成都出席展览开幕式和学术研讨会。此次展览由艺术评论家吴永强教授担任学术主持，展览持续到2015年11月13日结束。
此次展览将展出艺术家何工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创作的绘画、装置作品，还包括大量的手稿、书信、图片、影像、实物等艺术文献，全面集中地呈现了艺术家创作的心路历程与艺术成就。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何工的创作一直坚持艺术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知识分子立场，在一个乌托邦隐退和信仰缺失的年代，通过具有深度的绘画语言重塑了人性的尊严，提示了艺术的精神性。而他数十年来穿行于中西方文化“在路上”的“游牧”经历，也及大地丰富、敞开了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的维度，为艺术叙事开辟了一个独具魅力的场域。
“流放者归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游牧’现象”，这个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的重要课题，由一系列独立的艺术个案及其文本组成。“何工：流放者归来”，作为成都域上和美艺术馆的开馆展，是这个长期学术研究项目的首展和策展人管郁达先生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絮语式”写作的最初成果。通过这个展览及其文本，策展人所要表明的，主要是思想的叙述，而不是事件的记录。但是这些思想是属于某种类型的；不是艺术家认为他们在当时所具有的思想，或是他们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或评论中所表达的思想，而是潜无意识地指导艺术家的行动的那些思想，他们赖以生活和创作的那些思想。换句话说，策展人试图呈现的是范围比艺术史更广阔的东西。这种性质的思想或目的总是和某种形势相联系：先与总的社会经济形势相联系，然后才成为艺术思想，形势产生思想，而思想又对形势起反作用，这些思想互相冲突，最后这些思想对许多人的生活发生影响，而这些人从不自认为是艺术家或文人……。因此关于何工这一代人代及其自流放中归来的故事将具有另外的意义；它将使人们联想到当代中国知识界的故事，其中的一些人在繁荣和艰苦的日子里想些什么以及他们是怎样到达这一时代的终点的。
策展人的兴趣所在，是何工他们那―代人的经验的共同性。管郁达先生认为，个人的特性主要是社会属性，个别艺术家所可能具有的任何特性，都是作为更基本的特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这种更基本的特性与该艺术家属于同一阶级、同一地区、同一民族和同一代的人所共有。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何工那一代人感到自己和历代人的价值观念立场态度和关注的问题相脱离，他们不断寻求以不同的方式来规定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展览及其文本里，策展人将会着重考察那些中产阶级人士，如何按照社会上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各种浪漫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概念来塑造自己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发现在短暂然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化急剧转变的时期中，这些概念最终变得具有破坏性或根本行不通。毕竟是在这一代人成长的期间，中国社会开始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变成以城市为主的社会；是在这一代人的生活期间汽车和收音机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是在这一代人的生活期间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感到幻想破灭；是在这一代人的生活期间中国人经历了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最大的“文化革命”和最大的经济社会变革。
经历了“85美术革命”运动，和国外流放的动荡生涯。很多艺术家成了他们想逃避的体制的一部分，于是这个体制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战胜了他们，他们的心按照这个体制的节奏而跳动。他们发现自己处于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相互依赖的现代文化之中，而无法实现那种作为社会哲学的个人主义；现在他们成了自己国家里的流放者，而且发现甚至他们为表现个性而作的努力也是彼此雷同的：艺术家们在逃避社会上的千篇一律的时候，很可能采取千篇一律的逃避途径并按照自己小集团的常规办事，甚至他们的反常举止也属于固定的类型。
这个展览及其文本将仔细阐述的“出国与归来”的文化模式，对策展人来说，何工的艺术生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但是，在时代模式的范围内，每一个人的生活有它自己的模式，而每一位个人又都是一个例外，其他艺术家过的生活与我们所描绘的模式有重大不同之处，可是他们却属于中国当代艺术这二十年中最重要的创造性作品的艺术家之列。尽管如此，策展人所描绘的模式，这一出除根的戏剧--这种复杂事物对单纯事物的冲击，文明对自然状态的冲击；这种多少注定要失败的个人对体制的抗拒，西方对东方的抗拒，乡村对城市的抗拒，是中国当代艺术中持续不断的主题。
“流放”对于艺术家来说，指的是一种背井离乡，居无定所、无根的、边缘的“游牧生活”状态。对大多数漂流者来说，难处不只是在于被迫或自愿离开家乡，而是说在当今世界中，生活里的许多东西都在提醒：你是在漂流，你的家乡其实并非那么遥远，当代生活的正常交通使你对故乡一望而不可即，因此，漂流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新环境分离，而是出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另一方面有时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精于生存之道成为必要的措施，但其危险却在过于安逸，因此要一直防范过于安逸这种威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值以“八五新潮”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艺术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何工辞亲去国，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一去将近二十年，其间他在加拿大、荷兰、印度和美国各地游历，并多次自己驾车穿越美国东西部。这样的壮举，就是美国人都觉得诧异。初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心理、生理和文化方面的适应和调整让何工真正体会到了所谓的文化冲突，加之于个人，其实就是一种个体与环境的遭遇，这种遭遇无人能够幸免。何工早期的创作正是对这一文化接触问题的伤感反思，漂流者“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无助、无语与孤独，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基调。其后，由漂泊者身份所获致的这种流离失所之感，使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具有一种悲情、感伤的特质。一方面，他的作品具有一种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恢弘气势，纵横中外古今，上天入地；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又时发散性的，去中心的，所有物像都处在一种游离和漂浮的状态之中。
象何工这样的有着跨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已经成为一种“流放者归来”的文化现象和别样的艺术景观，他们的文化遭遇和经验已经构成了中国艺术现代性重建的宝贵经验。但是，“流放”一词在这里，不应该单指一种地理和空间意义上的跨越和穿行。一个真正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艺术家，他都是永远处在心灵的漂流状态的。“人生本无乡，心安是归程”。正如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所说：边缘的状态也许看起来不负责任或轻率，却能使人解放出来，不再总是小心翼翼行事，害怕搅乱计划，担心使同一集团的成员不悦。艺术家若像真正的漂流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得要有不同寻常的回应：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权威方式所赋予的现状。漂流的艺术家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
总之，“流放者归来”企图解释过去以便缔造未来。所以，策展人将何工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看成是更老的历史原始模型的一部分，“疏远离间和重新结合”，或者说“离别和归来”的老模式，这个模式在近百年的中国艺术文化的现代性叙事中重复，而且不断在生活中反复得到体现。冷战结束之后，艺术资本主义以全球化为利器，披靡所向，对一切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幻灭感本身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产生于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致意见，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艺术的终结”。所以，这个展览对于当今社会政治和知识界的摇摆不定的形势来说，是个无声的见证：历史塑造了并重新塑造何工及其那一代“流放者”，而何工也同样地其乌托邦式的艺术回应了这种质疑，并改写了他个人的生活和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