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木刻作为红色经典，我们对他的解读已经高度教条化了。这个展览试图从主体建构的角度，重新来看待延安木刻在那样一个时期中所起到的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所呈现出的与主体（解放）相关的悖论。这样的质疑是在当代的语境中，对问题深化的结果。这样的悖论延续到新的世纪，在目前的当代艺术的实践中，以新的姿态重新呈现。这个展览试图重新看待延安木刻在历史当中的诉求，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对艺术的期待，以及他所产生的悖论，在现在的当代艺术实践中所带来的困惑。

主体的认同必定带来审美上的征兆。“乡村洗剪吹”是主体认同失败的结果，对自身身份的否定、或者在当时的秩序中由于无法安置，试图在对时尚的模仿中重建自身而迷失的主体。而延安木刻是一次对主体的重新命名--无产阶级或革命（民族抗战）的主体。主体的认同也必定带来审美上的变化。延安木刻对艺术形式的改造，是基于一种重新建构的需要，这是朝向未来的艺术。现代性的入侵，导致传统主体的危机，不管是鲁迅的新木刻运动，还是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都是试图生产新的主体性。

但这样的一种普遍性的诉求在与个体偶然性的遭遇过程中，结构个人主体的上下文网络在这里被意识形态的暴力所覆盖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倡导艺术与民众的链接，但这样的链接以一种由上而下的命令作用到个人身上，最初焕发的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堕落为教条，在以解放为诉求的主体实践中，讽刺性的倒转为一种奴役的美学。个人关于自身的知识生产，被大他者（秩序）欲望的满足所替代。

在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中，在面对资本、技术、生产、权力等多样的形态中，主体的身份、意识、表达重新被组织化了（比如网络儿童）。08年的全球经济动荡，激发了中国现实的矛盾，但这样的矛盾是全球资本主义自身症状的一部分。社会的危机或者经济的危机，实际是主体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对于主体建构的危机。目前各种劳工运动、左翼话语，试图重新结构、解释激化的社会现实。通过这样的命名，重新组织新的主体感知，来激发行动与诉求。但这样的话语或者行动是否觉察到了现在结构主体的具体条件（发生了变化，或者这样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基础性的条件）？或者主体并非简单的是个经济的主体（工资、房子、股票、保险）。也就是说，现在的各种话语（比如阶级话语，个人权利话语、国学、佛教等等）是阻挡了还是开启了未来的可能性？

也许我们需要回到中国目前非常具体的情境中，通过乡建、城市、工厂、身体，来讨论如何理解或重建在这个语境下的主体。我们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以及我们能够如何回应这样的困境。

无名者：

一是在社会的秩序中被遮蔽的人，或在秩序中无法被命名的人；二是个人的偶然性在与大他者（秩序）的遭遇中，被压抑而无法言说之症状。没有语言能表达的经验，各种精神障碍的人，焦虑的人，无聊或者始终处在无法满足状态的人；三是自己是自己的无名者。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个人的意识由于无法理解自身的欲望（自身的偶然性），在不断的对象（或日常情景的）迁移中，身不由己。这三个层面互为缠绕，结构为无名者的场域，艺术的实践为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