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拨出生于80年代的人，也算受过苏联文学的毒害，在小学语文课本里，有篇革命经典，经典到大多数人都可以背诵："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也不因虚度年华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人类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直到很多年之后，我已经到了青年时期，读到《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的全篇，才知道这段话的深意。在我周围，这种吹得很大的，过于浪漫的革命献身主义，有些格格不入。但它却极富煽动力，让我时常想起，像是被子弹穿过，又没留在胸膛的一个窟窿，这种缺失或许就是所说的情怀。

接近冬末时，我和张玥几个人，半夜游荡，无所事事，接近空虚时，就想备感空虚。喝酒是一项，毕竟那时，脱离现实，敢于幻想，说些吹的很大的话，摸摸胸膛的窟窿，还是能让一天始于平庸，止于辉煌。

三月，张玥和包晓伟去了缅甸果敢的战场，在喝酒的第二天。那晚，最后的话题就是上前线，没人知道酒后的自我抚摸，能在日光下变成现实。他们从昆明转到南伞，坐着摩的，穿过弥漫着像爆竹味道的边界，那是子弹和炮火的气味。他们住在金三角的果敢难民营里，那里有茶农、烟农、退伍或现役的战士、毒贩、妓女、赌场老板、人贩子以及等待被买卖的女孩。白天，帮难民搭房子，搬运、分发物资，给小孩做玩具。晚上，除了枪声和炮声，张玥都会给难民，吹上一段口琴《友谊地久天长》。

漫长的45天里，他们被抢过劫，见到死亡，认识很多为一口大米争抢的男人，知道战争的残酷与人的渺小。那种吹的很大的东西，在现实里变成恐惧、悲悯与无助。四月，张玥和包晓伟返回北京，他们带着照片和资料，希望换些大米。六月，带着五万斤大米，他们重返果敢，分发给六千多户难民，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

这是个工作室里永远没有的故事，也是艺术中没指引过的方式。他们所经历的情感、生命与斗争，远比活着的形式更重要。他们疯狂，真诚，而又分裂，不想在现实中碌碌无为的生活，却又不知除了在艺术中虚度年华，还能做些什么？没人想真的平凡，很大程度上我们需要靠那些吹的很大的话，来让自己保持热情与希望。让自己在成功或是一帆风顺时，仍觉得自己善良，卑微，一事无成，也能为此心情黯淡，绝望，眼泪汪汪，从中汲取堕落的勇气和抗拒生活的力量。

至少，在那段时间里，张玥和包晓伟在这个可能性被淹没、复杂性被简化的时代，重建了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