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的气质天生就是扩张和激进的，但是广东的当代艺术创作从没有过度的血腥、暴力和情色元素。他们的扩张性源自于生活而非臆想；源自于对美好的向往而非无病呻吟的形式；源自于对重建新世界的理想，而非对毁灭旧世界的冲动；源自于冷静的反思而非不负责任的抱怨。所以，这就使广东当代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中的张扬个性更具理性，而不以叛逆为目标和诉求。这在当下尤为可贵。

——阎安

适度张扬——广东当代艺术邀请展

文：江衡

1999年我在上海参加马钦忠老师策划的“CHINA46--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及“90年代流行图像”的两个展览期间，上海的艺术氛围曾一度让我感动。虽然那时的展览活动并不算多，但比起广州，它的开放性、前沿性和对艺术的反应都很让我触动。

回到广州后，我即着手策划了1999年“广州艺术家之夜”。那时候，因为与广东美术馆的朋友联系比较密切，彼此间单纯且对艺术非常投入，沟通和交流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加之时任广东美术馆副馆长的王璜生先生以及研究部主任左正尧老师开明且开放地接受新理念的学术态度，在我的建议之下，广东美术馆举办了第一届广东新青年艺术大展“后生代与新世纪”。当时参与组织的人员有孙晓枫、林蓝、魏青吉和我，左正尧老师和陈映欣老师是那次展览的策展人。随后，我介绍了批评家王南溟先生于2000年策划举办的“艺术与社会--中国11位艺术家邀请展”也在广东美术馆拉开了帷幕，并随后也有了第二届、第三届的青年艺术家邀请展。

如果一定要给广东当代艺术氛围的崛起与走高划一个分界线的话，毫无疑问的是2000年王璜生先生接替首任馆长林抗生先生成为广东美术馆馆长开始，广东当代艺术的发展在全国当代艺术发展30年的时间轴承里可谓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出现了大量具有历史影响力的展览如“中国·水墨实验20年”等，许多积极推动当代艺术发展的艺术活动也在这一时期里如火如荼，比如广州艺术三年展。这个势头一直持续到2008年王璜生先生上任央美馆长。之后，相对于其他地方的艺术发展趋势，广州的当代艺术气氛开始出现明显的消寂。这种消寂的出现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人为因素、环境因素、地缘因素、政治因素等等，但归根结底，在于其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根本性局限。当然，民营艺术机构如时代美术馆，53美术馆等一直不予余力的在推动着当代艺术的发展。

惯性上，许多人都在说广州是一个开放城市，比邻港澳，时尚气息浓烈，前沿开放视野开阔。是的，广州是一个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城市，但这个城市对文化的保守与对生活的求新、即向往伪传统又怀揣“猎奇”的生活态度，被奇妙的混搭在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特有的景观。这种景观的生长，归根于其深厚的文化根本性——务实的价值观所决定的意识认知结构；比邻港澳，贯通北上港台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其资源环境的外流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涵化和冲撞。

许多着名的批评家都曾有观点认为，这种奇特的“地缘姿色”，恰到好处地成为了驻守在广州的艺术家们创作的源泉和激发创作的灵感的最重要的途径。艺术家的创作状态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中生发。在互联网普及，信息还未全球化，资讯没有构建成人类生活的大众化界面之前，的确如此。然而，广州的开放性与对于“开放”的接受程度、广东当代艺术的发展气氛以及广东当代艺术生态的全面性，相较于其它当代艺术发展城市，有如昨日黄花。

但这并不意味着，广州不存在优秀的艺术家，或者说，广州没有适合艺术创作的土壤。恰恰相反的是，广州有一批始终在坚持当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广州艺术生态的缺失也让广州的艺术家们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位置，并让自己在艺术与生活找到了平衡点。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区域里，努力建构着适合自身艺术发展与坚持艺术创作的条件，并在某个层面上始终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生态模式就像广州繁华市区街头的“烂尾楼”，里面每一层都具备良好的生存发展条件和结构，每一个生活在里面的人都想尽办法打造满足自我的生存环境，而每一层又不尽相同。没有人介意这“烂尾楼”是否外观残破，是否硬件缺失，是否缺乏关注，它始终存在并在这个经济、交通、人潮永远不断流转的城市中产生着影响。这一点是许多不在广州生活的人所无法感知和体会到的。

此次在红艺术馆举办由20余位广东较活跃的当代艺术家参与的展览“适度张扬——广东当代艺术邀请展”，旨在通过一次跨越年龄模糊师承辈分关联的展览活动，呈现出广东当代艺术自上个世纪末发展至今的一个涵盖的界面。不可能完整，但，虽不一而足仍希望可以管中窥豹。当然，在当代艺术创作领域中广州还有不少的优秀者，因为人数的限制也未能一一参展，由此也希望这个展览将会带来另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