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票：踪迹的可见时刻
郭峰

如同一张作品，没有一张车票不包含事实的元素；如同一张车票，没有一张作品可以被简化成一个独立的事实。换句话说，作品总是以某种关联性泄露艺术家的生活轮廓或独特风格，车票则总是以独特的有用性（或者效用的丧失）制造（或者废弃）现代生活的运行踪迹和时空关系。

何时以何种价格从何处出发又去到哪里，这是车票最根本、最准确的事实元素，也是其存在之具体方式和缘由（raisond'être）。无论如何，车票总是以有限的有用性牵涉有限的事实：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有限的移动对象、速度、方式和经验。相应地，将车票如其所是地置于纯色画面之上，正是魏阳阳《车票》系列对此种有限性的准确把握和直接回应：以一种有限的、现实主义的绘画方式还原车票的有限现实本身。

车票是有限的有用性，因此总是暂时的、工具性的、可丢弃的、可代替的。它充当暂时的凭证，标示着个体与时间和空间的一种短暂的、特定的关系，它总是涉及到主体的占位、移动、在移动中的占位，它总是涉及到主体的在场（缺场）、身份、资格，因此，它总是准确无误的、权威的、冷酷的，它总是毫无情感地做出某种区隔：移动的长度与速度，占位的等级与质量、身体的感觉与姿势。在车票的短暂有效生命中，个体经验与整体趋势彼此重合，同时形成一个移动的聚块；空间区隔与等级区分彼此重合，同时形成一种直观的秩序；而空间和时间也彼此重合，同时被标识为直线上的猝然即逝的点。在这个意义上，车票不但是个体的工具性凭证，更是现代生活总体运动的隐秘踪迹。或许，正是凭借其有限的有用性，正是借助其暂时的工具性，车票才获得了某种非暂时的关联性，一种至关重要的存在论意义。让废弃的、失效的车票占据画面的中心，魏阳阳的这种处理方式，或许是无意的，但车票的非暂时性也已随之显现。

车票既是有限的有用性，同时更蕴藏着深刻的无限性。它总是涉及到某种力量（power）、意志（will）、欲望（desire）、情感（affect），它总是涉及到经济、流动、伦理、人口甚至动员，因此，它总是能够激发起丰富的历史反思、事件推测和情绪探索：有关离家的、回家的、相遇的、离别的、谋生的、逃亡的、休闲的、战争的、革命的。魏阳阳显然早已被激发起来。她将大量的精力投注在作品之外，投注在对历史的反思、对事件的推测和对情绪的探索中。当然，这些工作并未直接出现在画面上，而只是以某种方式生成为创作者的个体经验，以一种"之外"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之中。某种程度上，《车票》系列作品本身恰恰是个体被激发之后遗存的踪迹，它并未闭合或者完成，不论是对创作者而言，还是对观者而言，它只显示了个体经验与废弃车票相互遭遇之后的可见踪迹。与其说《车票》系列是一个业已成型的个体观察，不如说它只是一份略显羞涩的邀请，既是面向观者的，更是创作者向自己发出的。

根本上，《车票》系列所透露出的，是这样一重意味：在克制的、冷静地现实主义的方式下，在纯粹地对车票本身的描摹中，对象（车票）的复杂性、关联性、历史性也并不可能被遏制，甚至恰恰相反，被彻底激发出来了。如同创作者本人一样，作品也总是难以摆脱这样的命运：即使最终沦为迷雾、面纱，即使最终只能充当踪迹的踪迹，但依然能够拥有某种本体性意义，仍然能够与真理相关，仍然能够有所揭示、有所传达。有时，这种揭示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创作者本人终究难以抑制地做出了某种非现实的改变（在一幅作品中，魏阳阳甚至故意将车票的终点隐藏了）。

就此而言，魏阳阳的作品是准确的，这并非现实主义意义上的，而是现实意义上的，是创作者个人经验意义上的。因此，《车票》系列中的作品，有一种双重样态。一方面，克制的、写实的笔法，似乎并不记录也不传递丝毫的情绪，我们很难从中发现任何的愉悦、悲怆、温情和忧郁，也很难从中发现任何的反思、揣测、发掘和重塑，在这里，隐藏着一个纯粹的收集者、观察者、记录者。另一方面，难以克制的某种东西最终在创作者自己的一张车票上涌现了：一个车票终点的特意空白，是对车票的有意改写，更是对个体经验的重新书写（或抹除）。这样一个空白，仿佛整个系列作品的情感出口，一切试图隐忍、克制的东西，一切的情感、欲望、意志和力量最终倾泻而出，它既针对过去，更针对未来，它既关涉自己，更指向他者。一个缺口，一个时刻，一种试图制造可能性的努力，一种对车票本身的逃逸。

《车票》系列作品总体上是这样一种双重踪迹的可见：车票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踪迹在此可见，创作者与车票相遇的踪迹在此可见，更为重要的，是双重踪迹得以显现的时刻：被取消的终点，被改写的车票，被重新激活的过去，被难以抑制地制造的可能性。

因此，面对这样一系列作品，面对这一个独特的可见时刻，与其继续追问真假或意义，倒不如问：它会再次出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