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巴比伦、阿拉伯等早期语言痕迹中，肝脏作为一个明显的藏血器官，被认为具有等同于生命的位置，同时包含着灵魂、情感和智力。人们习惯用“肝脏”代替后来的“心脏”来表述情感。《耶利米哀歌》中，当母亲被抢夺走了孩子，诗人让她惊呼的是“我的肝脏倒在地上”，以此来表达生命被压碎的悲痛。脑和心的优越地位则是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才被确立，但他依然赋予远在腹部的平滑、光亮的肝脏作为反射大脑中理性的镜子的角色，监督着腹腔中欲望的灵魂。而亚述文明中，古老的“剖肝占卜术”（hepatoscopy）也同样把羊肝视为天堂的镜子，它们反射的是神的意志，在天人之间建立着连接，此类占卜术的兴盛无意中也推动了古代医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如果依《黄帝内经》所言“肝开窍于目”，那么，肝和眼睛的确都是“显像”的器官：一个是处理来自外在世界的像，一个是来自理性大脑和天上神明的像。
人体所有器官中，肝脏的再生能力最为强大，这种理念构成了现代肝外科和肝病治疗的基础也成为再生医学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希腊神话中，作为人类起源的关键性人物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被缚于高加索山上，承受鹰的啄肝之痛，每个夜晚，受伤的肝又会重新生长。于是，在漫长的时光中循环往复上演着的这个惩罚，像是坏掉的播放器中一帧走不过去的画面。不断再生的“肝”如同一个永恒的齿轮，避开了因为神的死去而让故事戛然而止的结局，苦难如同被囚禁在钟表盘中的时间，在日复一日的旋转中凝结、发酵、遗忘。但转机的可能也因此被保留了下来，“唯有希望留在它坚牢的住所”，这个不死的肝脏如同潘多拉盒子里最后剩下的那个中性的希望（elpis），留在了故事中，也藏在了我们身体里。
这些神话和传统中的“肝”，无论由于和情智相关的“镜子”意象，还是和再生、修复相关“希望”的意象，都和现代医学中对肝的理解和实证有所交叉。这些看似神秘论的概念都有其现实的维度，它们互相编织了一张巨大而复杂的文明网络。展览现场企图把这些先在的文本和今日医学的解释，以及艺术家对于肝的成像杂糅在一起，如何让作为显像工具的肝成像？镜子如何映照自身？中性的希望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些关于“肝”的像素，交叉增补着一张“肝”的“复象”——恢复、修复、重复、复苏、复杂；阿尔托(Antonin Artaud)说：“复象是一种自我再造，一种不可抵达的或根本没有目的的无止境的主体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