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阎玉婷
记者：我们可以先以这一次展览《持久的魅力》作为切入点，聊一下展览的作品，请您先介绍一下《蓝晒》这个系列。
张大力：对这个作品的技术探索是从2009年开始做实验出现第一张，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七年。通过很久对这个技术的实验，我可以在纸上、布上、油画布以及很薄的宣纸等其他的纸材上进行创作。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件作品，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是因为黑桥，那个时候说要拆迁，我很想通过我的方式来记录黑桥的图像，于是我就想能不能用别的方法记录，但它还是黑桥。
我们艺术家在面对一个题材的时候，总想找一种不普遍的技术，这个技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掌握，我们才会觉得有意思。为什么要艺术家呢，艺术家就应该这样，从一些书里发现了一种技术，经过实验后成功了。当时我不光做了这些竹子，还做了很多人，像你看过早期有骑自行车的那些。那个时候我记录了很多黑桥的生活，像这样骑三轮车的人，但单拍一张照片太简单没有意思。在《蓝晒》中出现的创作方法和技巧，起码从技术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作为艺术家在提供一种贡献。在表达某一个题材的时候，应该用一种新的技术。这些都是在黑桥找的模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不单单只表现人。我同时在思考如何打开一个边界，有的题材确实是只能表现人，有的题材我觉得什么都可以表现，可以表现植物，可以表现建筑。所以后来我通过《蓝晒》的技术层面把这个框架打破了。
记者：我之前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觉得您每个阶段创作的特点十分明确，每个阶段都很完整。请您介绍一下每个阶段的思路和逻辑？
男：因为曲线太近我们还看不清一个人他的终极体现是什么。有的人要等到八、九十岁你才知道他是谁，因为社会在不断地变化，我们每个人也在不停地用自己的方式调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现在社会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要等到所有的东西都走完了，我们才知道一个人和社会的关联原来那么密切。它可能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当年不能解释的，但过后完全用一种语言就可以解释。这也可以用来理解艺术家的行为。当然艺术家的语言需要滞后，当时解释不了。你评论五四时期的小说你看每一篇都不完美，因为那个时候语言刚形成，而且都是旧知识分子写新小说，但是过了那个阶段你再看它是可以解释的。我想我也是这样，可能别的艺术家也是这样的。
记者：从您现在创作的状态来说，这个系列做完了之后，你会一直延续着做，还是说它是同步一直在完善与生长。
张大力：我一般是同步，不然我花的时间太长。我一种创作要做，但涂鸦涂七年、十年，其他什么都不干也不行。我在涂鸦的同时也做雕塑、拍照片、画画，每一种创作延续到最后，差不多了，我就给它断掉，或者把它融合到另一种创作里去。
记者：据我了解，您的的整体大的线索，一个是涂鸦系列，另一个应该是第二历史，之后是刚刚提到的《蓝晒》系列。
张大力：我觉得我有几个大的东西，一个就是涂鸦。从涂鸦牵扯出来了绘画，它有AK47，还有从雕塑做人体的翻模，从翻脸这个系列一直到现在的雕塑。还有对第二历史图片的研究。这几个大的系列差不多组成我艺术的语言逻辑，或者看待世界的一种逻辑。
记者：我个人觉得在这几个系列当中，肖像，或者把肖像作为更宽泛的概念，对于肖像建立的一个意识，好像一直存在于整个系列里。我觉得不光是人物的形象，对于肖像的建立，不管这种涂鸦在城市中建立了一个很符号化的肖像，包括像AK47以纯肖像来建立一个符号语言，还是《蓝晒》系列，虽然它跟肖像没有必然的关系，除了黑桥之外。但它存在的形式感也有肖像被观看主体的意识，不管是竹子还是鸽子系列，它都有一种被客观观看的视角存在。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所以想跟您聊聊肖像创作对象，或者以肖像作为一个话题，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张大力：我觉得艺术家是这样，人类几千年的艺术创作，它最主要关注就是人自身。我们画人像，画各种战争题材，但表现植物和动物的作品从整体数量来说算少一点。我们不能说表现动物、植物的题材跟人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它也是人类的观察，是通过人的眼睛去理解这个世界。它还是我们人的选择，或者特定时期的特定表现。比如宋朝花鸟，那个时代是那样的表达，但是到了别的时期就不是了。所以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它应该更多提供人类眼界的可能性，我们在一个时代如何观察这个世界。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很少，科学家提到这个世界94%是暗物质，只有4%是我们知道的物质。在这4%里面我们人类所知道的还不到万分之一，可能是十万分之一。那我们为什么不研究写各种实验，在有生之年在很短的历史中能够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人是一种好奇的动物，我们看世界的方法，包括我看人看什么，我觉得在我作品里，现在就是要打破这种东西。我什么都想去表现，不论表现什么，都是用我的眼光去看，别人不会这么看，你就是跟我用同样的技术，也不一定这么摆，用这个角度。所以越多的眼光做作品越好，用越多的技术越好，作品做了越重样越丰富多彩形式越多越好。这样当后人研究你的时候也会说，这个人有什么想法，他为什么这么画，他那个时候这种技法从那里来，眼光从那里来的，这个有意思。
记者：你最初怎么会以涂鸦的形式来创作呢？我觉得涂鸦在西方还是蛮复杂的一个社会体系与艺术系统，但是在中国又产生了新的处境。
张大力：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当时我到西方之前是八五思潮画水墨画，我是用西方的技术和手段来表达中国人的精神，那个时代普遍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又不能画古画，我就画墨抽象表现主义，用的是宣纸，还有很多是用油彩宣纸画那些红的。但是到了西方以后，我一阶段已经跳过去，我觉得在宣纸上这么画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而一个人最重要是看自己生活在哪里，用自己现在的脑子看周围，所以我就断然放弃了这些水墨，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路往哪走、怎么做也不知道。只有一个东西最简单，那就是涂鸦。我画一百张油画会耗很多年，而直接画水墨画我还是中国人住西方，所以干脆找一个最简单，也能表达我的心情和我居住环境有关系的形式，涂鸦是最适合的方式，因为它速度快，第二天就可以实现。
记者：涂鸦在西方也与领地的各个方面有关。
张大力：它是西方的一种亚文化，主要流行在青年里。它反抗主流文化，一个是有领地，主要大部分是在抗议。这种抗议或多或少有用，但是时间长了就变成一种势力。我一个人中国画涂鸦，开始不知道要画什么，我就写汉字、画我自己，画一个人头，但是只有我知道，有含义。它表示我存在，我在这个地方。至于能不能卖，能不能进入艺术史不重要，我觉得我释然了，只要能表达自己的存在就很好。而当它挪到中国是有意义的，正因为我在西方住了这么几年我这么做，到了中国那个剑走了很长时间，一下穿透了。在北京这个大都市也有这种亚文化，也有年轻人对主流文化的嘲讽和抗议，涂鸦不仅仅是西方的形式。在西方的形式中，涂鸦是一张画，画的很好看还有签名。但是我的涂鸦是有个人很大的强制性，有一种特别性，因为我一直画同一个符号。最终我把涂鸦的形式放弃，凿成一个洞，看起来它已经不是涂鸦了。当然我们今天用很多东西都是西方的，很多技术都是，但最终变成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由我们操纵。
记者：可以聊聊本次展览的主题吗？
黄锐：这次的展览，我想把近几年一直研究的关于时间的因素加入。以往的作品，我都以空间概念为主，以及文字游戏等。可是我发现，当我把时间因素加入后，作品多了一层压力，要考虑时间是压缩的还是断续的。因此，对我来说新的作品也是一个挑战。在空间主题的基础上加上更多的拓展方向。
记者：本次展览《持久魅力》在名字上给观众传达了一种温柔的、正面的、积极的印象。但是根据中国当代艺术近年的发展现象，《持久魅力》变成了一个尖锐的、具有批判性质的名字。您对这个展览主题的概念有什么想法呢？
黄锐：我多半更多的集中在作品的创作上，对展览的主题我没有太多的意见。但我觉得本次展览对空间和舆论的操作是非常有意思的。对艺术家的选择也是策展人经过了精心考量的，我觉得能够和这几位合作会是一次有趣的经历。
记者：那你这次的作品是特地为了《持久魅力》做的吗？
黄锐：是，发现那两扇大门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之后策展人杜曦云向我发出参展邀请，我认为这个材料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就特地做了这件作品。
记者：听介绍您对易经有很深层次的研究，请问这次作品中是否有易经知识运用的考虑吗？
黄锐：我的大半生都是被易经所指引、所解放的。它是我思考的源泉。易经在某些方面是有实用功能的，比方说用药，保健等。但是对我来说，易经对我的影响并不表现在于一种物质实用的方向。但是其关于“阴和阳”的真谛却又在我精神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比如说作品舞蹈动作的收和放，静止和张放。
记者：您如何考虑这个作品中阴和阳的体现呢？
黄锐：这个作品其实由很多阴阳的元素构成，比如说作品的开关，颜色的表达，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等都是对立。基本每个空间都是在一个对立的关系中，就像我们生活的节奏每时每刻都是在这么一种对立的关系中。我所专注的阴和阳是需要呼吸的，而世界的万物都是要呼吸的。我的作品的构建需要很强大的独立思考能力，它存在于日常，但是又需要超出日常。也就是说作品不是表达现实的东西，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知识存在的个体。作品本身应该有一个自我运行的能力存在，而且要求它的本身和含义都能够存留到过几年以后。
记者：您刚才谈到关于作品阴阳的相互对立关系。这是一个很平和，很自然，很规则的关系。但作为艺术家这么一个个体在创作时，你是如何平衡个体系统和建立完整系统之间的关系呢？
黄锐：我可以说我很独立，我和一般人的思想不一样。我是一个反信仰的人，但我有崇信。就像《易经》一样，我的这种崇信是具有自然观和哲学观的，而不是信奉宗教或超外力。我崇信的导师是天和地，但天和地不是神但他们又具有神的地位，所以它们支持着我去自由地转变自己的内心的形态。
记者：你的作品表现出了与语言和思想力的特别关系。可以请你讲讲这其中的关联吗？
黄锐：我关心语言因为两个侧面。一是因为语言是记录生活和历史的载体。虽然其他艺术媒体比方说视觉艺术和音乐也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我更偏向于文字的直接。文字更偏向一种思维系统，它跟艺术的视觉语言的切换和转化是有很多挑战的。比方说，我们熟知的古代诗人们，像李白，王维，杜甫都有着他们各自独特的用诗词表现情景的方式。杜甫的诗句更逻辑化；王维的诗句更意象化，行程强大的视觉效果；李白的诗更加情感化。从意象的角度来看，文字是非常丰富的。但是经过了文革的时期后，文字从精金阶层变的更加开放化。我觉得文字运动的再兴起是非常可能的，也可以不用等待诗人和文字家把工作做好，这空间中有很大的艺术家的可能性。
记者：现代互联网让文字变的更加的图像化，您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呢？
黄锐：我觉得中文文字的解放是需要一种方式。文字不能有太多的限制化，它是需要被视觉化控制的。甚至说，文字是视觉的脉络之一。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网络媒体和影视传媒使用的文字太过幼稚，这种语言表达是一种翻译文，但是翻译后的文字失去了太多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