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6 日-4 月 11 日，站台中国主空间与 dRoom 空间将举办“ 2021迎春画展 ”。既往1979年“新春画展”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开幕，展览由艺术家自发组织，江丰撰写前言，并发表于《读书》杂志，成为新时代的先声。新春画展是一个集体性的事件，是艺术家自发组织的展览。它宣告春天的生机来源于群体的共生与交流，来源于艺术生命的绵延。新年之际站台中国再做”迎春画展”，此次展览汇集了部分曾参加1979年北京“新春画展”的作品及艺术家，并再邀请30余位艺术家。以“新春画展”部分原作及文献为起点，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下回望和省察几代艺术家的个人实践，呈现艺术家面对日益开放、更加扁平化的世界所秉持的立场和选择。后疫情时代的第一个春天，自身就具有事件性。这个春天的相聚既唤起久违的经验，又是水到渠成的自然惬意，是紧绷的寒冬后蔓延开来的活力。 迎春，这个我们熟悉的词语，有太多暧昧的、宏伟的、虚假的指涉。我们难以判断这里迎春究竟仅仅是在表达其所是，还是在戏仿。在此，也许迎春就只是直面春天，让词语回归其所是。词语不断地从自身逃逸，我们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试图回归文字的绝对零度，却只能得到意义与阐释。于是，迎春既非这一词语的本体，亦非象征，而是一场表演。迎春既是对春天的迎接，营造表里如一的空间，亦是想象一个充满了裂缝的空间，其间充斥着词语与其自身象征的断裂。我们迎接对“阐释”这一行为的怀疑，却有时不可避免地落入阐释的陷阱中。 迎春是持续的行为。艺术的绵延反击了断裂的史观。如何理解过去40多年所面临的选择？一直在不断变化的，正是变化这一运动自身。1997年之后问世的著作《帝国》[1]，宣告了新的主权形式的诞生，也确立了全球化-本土化，作为二元对立的词组的无意义。然而仅仅将全球化理解为杂合体的不断生成，依旧无法概括我们面临的困境。或者说，杂合体众多，以至于”现代制度已经不堪自身重负轰然倒塌了[2]”。也即，如今我们面临的不再是”东方”与”西方”的问题，而是面临这样的表述失效后的真空。我们面临的也不仅是”现代”与”前现代”的问题，而是”现代性”作为制度（语言的、政治经济的、历史的、时间的）崩塌的时代。绘画所回应的，并不经常是这些明显的争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绘画在争论之外，绘画在变化之外，绘画在历史之外。绘画谦虚地存在于语言和历史的边界线上。它充满好奇地存在于边界上，又并不庆祝自身的前沿，却在每一次变化来临之际，重新变得丰盈。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空间意义上的重聚。群展所代表的，是不同时代的艺术力量，在同一空间中汇聚，并产生关联。因此，群展也是对我们共同经历的现实，作出集体回应的契机。我们可以将这一共同经验称为对”美”的体验,对各种事物和力量之间的关系的体验。历史的跨度赋予展览之中的作品以客观距离，但此刻正是将充满差异的经验重新整理的时刻。在展览中，我们看到截然不同的艺术经验，也看到共性。春天的生机如艺术生命力的绵延，像冰湖解冻后潺潺的流水，它持续地流动，发出声响。但是，它却并不一定要流往某个特定的方向。

文/王天墨

2021.02.25

[1]后结构主义理论家MichaelHardt 和Antonio Negri 于90年代中期撰写，发表于2000年探讨全球化的著作。 [2] Bruno Latour 《我们从未现代过》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刘鹏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