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像许多人一样，艺术家徐渠没有到过“复活节岛”，但也和徐渠一样，对于“复活节岛”我们又似乎并不陌生。这种不陌生感，其实与我们是否到过那里没什么关系，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提出，现代是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复活节岛”之所以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因为“Moai”的形象在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化身成为一种充满神秘感的文化符号，当然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也与这个包含了西方节日的岛名有关。虽然，今天的人类学家普遍使用“Rapa Nui”指称这座小岛，但“复活节岛”的名声与形象，已经与现代旅游的符号经济紧密的捆绑在了一起。与世隔绝、遥远、神秘——一些去过“复活节岛”的游客，在旅游社交媒体上的留言——反讽的是，也许同一位游客还会评价当地的酒店、餐厅与酒吧等等一系列配套设施，两者的交集与之间的偏差，恰好落实了徐渠作为艺术家对于“Moai”形象的兴趣所在。

从这个角度来说，徐渠同样是在一种旅游情境中“发现”了“复活节岛”，在这里——北京世界公园——一座容纳世界五大洲名胜古迹的缩微景观的特色公园中，“世界”的形象如同化石一般呈现在游客的眼前，而这座公园动工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时刻：1992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1992年发生的邓小平“南巡”已经被作为改革开放进程的分水岭事件，此后中国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与发展，并逐渐以世界级加工厂的身份融入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2001年加入“世贸”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都成为中国全球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在徐渠看来，北京世界公园所显现出的“世界性”，既包含了一种全球性的世界观，同时由江泽民题写的园名，又赋予这座公园一种政治性的想象，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它是一个提前到来的世界，像一个时代预言，但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这个成真的预言所对应的后全球化时代，又在反向提示边界与距离的意义——世界公园里的景观地标，如同一个个划定疆域的界碑。而徐渠从中选择了“Moai”的形象，在遥远的地理尺度与咫尺的流通领域的辩证关系中，发现了形象复活的可能。

事。当等待回炉的报废汽车体块与文明终止的遗迹符号遭遇时，原本属于能量、行动以及功绩的空间力场，被强大外力挤压折叠之后，转而成为禁锢生命世界的褶皱。这是一个收缩成殊相的世界，一个在历史空间不断汇集的集合体，它既可以抽象为一个“赤裸生命”的概念，也可以具身于一个个生活世界中：从之前被西方殖民的原住民到如今欧洲四处蔓延的难民，从“铁锈带”的美国工人到为全球提供廉价商品而三班倒的中国工人，从被算法考核逼迫的外卖小哥到互联网上信息茧房中的孤立者……。悖论的是，一边是境遇相似的劳动力市场，另一边在全球化普世主义许诺失败后，国家推卸或者转移世界性困境责任的方式，又重回到“我们”与“他们”相互对立的阵营——附着在Moai形象上的历史幽灵再一次被唤醒，或许它一直潜藏在所谓规治秩序之中，只是在新旧秩序更替时显现出来。

历史在悲剧与笑剧之间反复的切换，人类的命运在整体性与身份认同之间逡巡徘徊，就像徐渠画作《尘埃》与装置《水滴》之间形成的视角关系，从宇宙的宏观角度观看，地球生命如尘埃一般平等，可一旦转入地上空间的尺度，生存现实之间的对抗与交锋又以主权边界为前提——如果世界的种种矛盾都可以被化约成“对立和谐”的辩证形象，诚如徐渠装置《仪式》所呈现的一样，那么这个抽象的形式只能存在于某个至高无上智慧者的脑中。于是，我们又回到了Moai形象的原初，一种为信仰所树立的雕像。当徐渠重新描绘这些形象时，作为人的形象已经成为白骨，如果从雕像与心理基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一体两面的修辞，既可以被解读为对传统精神的召魂，又可以像尼采所言的，“要立起一座圣殿，就得毁掉一座圣殿：这就是法则……”所做的破土安魂，记忆与失忆被吊诡的融合在了一起。如此看来，作为展览的“复活”，集合了我们这个混乱时代所有的不安、焦虑、愤怒与动荡，它更接近于一种历史的形象，本雅明将其比喻为历史的天使，背对未来被推向“神秘的未知之境”，面前成堆的残骸伸向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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