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派臆测人类具备一种与生俱来的对无限的企图，以致永远无法对有限的事物感到满足。自收集和整理行为的源头起，这一企图便萦绕不绝，直至被委以建立历史与文化记忆的重任。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将档案视作一个无法实现的意识形态目标，即收集基础真理和知识以追求正义。当内在的渴望敦促我们去铭记和收集时，另一股驱力推动我们通过沉默和遗忘来毁坏和删除档案（记忆）。这一相互交织的、激烈的对立中，充斥着带有目的性的遗漏和增补。

被纳入系统得以留存和呈现的，我们称之为文化档案库。与之相对的，那些非常规的、未被赋予价值的、不成功的、乏味的、未经言说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世俗空间。格洛伊斯 （Boris Groys）指明了两者之间存在的某种有意识的策略，价值界限的转换使它们相互关联，各为补充。这的确是一场分秒必争的估价，由文化价值的裁决者和文化特权的使用者把持，无时无刻不在竞争着被保存、被收藏、被展示的资格。大到一场远征行动的宣传，小到一个快门——即一次对风景的攥取——档案的同步化和统一化就伴随着帝国殖民的扩张，意识形态的操纵，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固化而得以实现了。

“档案冲动：反叙事和反记忆的操练”聚集了六位本土艺术家的近期实践，通过艺术干预，激活档案与身份、记忆和历史之间更为复杂的关联。此次展览既是将档案作为媒介和形式而展开的艺术实践的一次集中讨论，也意图为档案化（archivalization）背后游移的权力关系和文化价值提供新的阐释情境。以或大或小的方式，作品呈现出图标学、分类学、索引学、类型学或考古学的特质。它们或被挪用、提取、切割，或被陈列、叠加、编纂，将档案材料本身转译为一种审美原则，也将艺术模式转为历史化的构造：一方面，它指证了某些未被认定的劳动，另一方面，它也供述了迫于被忘却的记忆。

档案所承载的隐喻和符号建构性地藏匿在它的背后，因此无法直接观照。为了进入这一幽暗不透明的深处，艺术家们试图在公共与私人、文献与评注、权力和从属关系之间找到切入点。许多尝试不完全都是顺滑的，而是拉扯的、身体力行的、甚至艰涩的，以此来回应展览试图抛出的问题——如何在宏大的话语里找到细若游丝的连结，在历史的先验中构建真实的不同位面，并站在规则的内部，使他者和域外显露出来。需要警惕的是，此次展览的作品也无法逃脱被甄选和揣测的命运，以由策展人认可的文化物的面貌临时性地聚集在一起。作为将它们串联在一起的线索，这些问题将于此地被短暂地讨论，激起一层微弱的涟漪后，消散于平静的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