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黄渊青、潘微和薛松，三位风格迥异的艺术家，选择了“汉字”这一共同的主题，以表达他们对于文字符号与造型艺术之间关系的思考。

与文字的关系，是当代艺术最深刻的窘境，也是每一位当代艺术家最烦心的困扰。当汤姆·沃尔夫讥讽当代艺术只“画出来的箴言”，是对各种时髦思潮的急切迎合时；当让·鲍德里亚公开声称当代艺术“一钱不值，只是思维层面的弄虚作假”时，艺术家们竟然毫无还嘴之力。然而，艺术家们还不了嘴，并不是因为这两位知识分子说得对。而是因为，要想还嘴，艺术家们就必须使用文字。这就好比一位围棋选手与一位拳击运动员吵架，最终只能以打一架来解决。胜负因而毫无悬念，也毫无意义。

其实，在古代中国，造型艺术与文字还是有过一段蜜月期的。在汉字刚被发明的商朝，大到都城的选址，小到牙疼，商王都热衷于占卜问卦。于是，巫者用热情的舞蹈请下天神，祝者用动听的话语取悦天神，史官用谦卑的文字在甲骨上记录下天神赐予的答案。这是舞蹈家、口语讲述者与文字记录者关系最融洽的一段欢乐时光。在这“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巫风中，造型艺术家当然也有着很重的戏份。作为巫者的一个重要分支，他们画下君王祖先的模样，用青铜铸造出神兽的章纹，以彰显统治者的合法与正当。

然而文字就像鲧当年用于治水的息壤。从一开始，就会自我繁殖。符号生成符号，概念派生概念。仅仅一千多年后，到了汉朝，巫者分支之一的史官，其权力随着文字一起膨胀，摇身一变而成为知识精英。而舞者、口语者、画家和雕塑家，这些昔日的同伴，现在不得不跪倒在地，成为知识精英的奴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段历史，这个关于文字与造型艺术的故事。有些哀伤，或许还有一点怒气。但更多的，却是怀念。在那昔日美好的时光里，文字还没有象今天这样霸道。巫、祝、史，小伙伴们以各自擅长的方式，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彼此和睦相处。三位艺术家同归而殊途，表达的正是这份对昔日的怀念。

潘微的办法是让文字符号的所指松驰下来，甚至融化掉，让早已对编码解码形成条件反射的观者，将注意力聚焦于文字的能指部分。而薛松，则是把锦灰堆一明清士大夫文人对造型艺术的亵玩一打了个颠倒。他用各式各样的图像资源，比如香烟广告、样板戏剧照、乐谱，甚至货币，拼贴出文字。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玩笑。精通符号学的朋友当然懂得薛松在表达什么，并发出会心一笑。

黄渊青的作品，乍一看与文字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不然。从宏观的层面，黄渊青用相同的颜色和彼此平行的笔触，在画面中形成音乐小节一样的基本单元，从而追求整个画面的结构性。而在微观层面，他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中国传统书法的线条之美。他的画像什么呢？就好像他在唱一段京剧，戏文被完全抽离，让我们专注于唱念坐打中的那份韵味。“请注意我作品中的书法性”，黄渊青如是说。

文字是自繁衍和自抽象的。自从发明了文字之后，人类就像个刚得到一把水枪的孩子，兴奋得过了头。我们给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取了名字，我们甚至还发明了不计其数的、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指代的抽象概念，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我们自己。与之同步改变的，则是权力的性质和分布。米歇尔·福柯说：“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对知识进行定义和分类，实现了对这个世界的霸权”。在短短的7000年时间里，通过使用文字，人类这个物种变得更含蓄、更善于精巧的思考。但同时，也变得更残忍、更善于装腔作势和自寻烦恼。

好消息是，文字并不是无远弗界的，更不是无所不能的。在文字之外另有一个世界。它阳光明媚，花团锦簇，流光溢彩，锣鼓喧天。正如我们眼前的这一场恒舞酣歌。

学术主持/顾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