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前后开始的影像类创作，与前代相比进入到了更新的发展方向。基于更便捷的影像获取方式和丰富的创作媒材，见证并身处更迭中的年轻一代摄影艺术创作者进行着越渐多元的实践。他们越来越强调更具体的视点和更加实际的价值取向。实验性，问题和关系意识，作品中自身的定位和参与感，成为他们的作品中极为突出的特征，这与过往的摄影样态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这个展览的参展者不能代表其他谁。我总是觉得，不老是强调代表，就可以更自由。

所以我庆幸的是，能以策划展览的方式跟创作者朋友们聚在一起。

“朋友”在此没有虚情假意的自来熟，它对应的就是其字面意义。

为这个展览，高明昔和我分别联络自己熟悉且认可的创作者。我这边的名单，直接关联起我从接触摄影到在高校学习摄影，再到同时作为创作者和摄影杂志编辑与行业发生关系的十年经历。同班同学、师姐师妹师弟、过往的共同参展者、杂志的文章作者和杂志组织评选的获奖者和入围者，的确因为这些相互关系，我有机会较为深入、持久地观察并尝试理解他们的创作动机、方式、成果和影响。也由此，我们慢慢成为朋友。一年一年，我在缓慢地创作，同时目睹他们或持续或高效（或两者兼具）的创作进程，这种共时性让人踏实。

他们有的不动声色暗自耕耘，或相反，在进行新实践的同时，不断大声呼喊，希望工作成果和理念抵达更多的人，赞扬和争议加身。他们中有的在国际层面的摄影权力话语体系里逐渐亮相，有的则暂时选择离开艺术行业，去做其他“更有意思”的事。

不妄言这些如此不同的创作者之所为，在多大程度参与了当下摄影的发展进程，非常重要的是，其艺术实践在各自的影响范畴内，不断告诉熟悉摄影很久的人或者刚接触摄影的人：这种媒介（还）可以是怎样的，它（还）可以如何实现真实的表达和交流。与其依然纠结于摄影应该是什么，不如在他们（以及更多各年龄段的真诚创作者）的牵引下，理解并承认世界是由具体的许多个“自己”的故事构成的——这一点的反面陷阱，经常让人将世界等同于“我”，并将“非我”挡在外面。谢谢他们的展示和分享，基于此，我之所见不再只是“我自己”。由这些“他人”、这些朋友捕捉和制造影像映射到“我”面前，相互触碰，然后散开。一点点残影留下来，我们尝试在彼此的利益或困苦、喜乐或得失之间，听听自说自话里是否有共同的声音。声音交融，内化为我自己的，或者，TA自己的。

愿感同身受不只是口号和表态。

策展人：何博

有点久了，十几岁的时候我对自己有过一次怀疑，不过它没能持续太长时间，但这足以让我去思考，我因何成为他们口中落落寡合的那类人。

当然现在看来，不管基于创作观还是世界观，这种评价都是可笑的，礼貌的说法是缺乏思考与更为开放的学习。

这也很好理解，你没有遵循框架的设定，被打破的规矩让某些概念不再拥有唯一性。变化产生了，应激就在所难免。

而说到摄影也是，普遍印象里，拍与被拍的关系明确，它作为工具（表层意义上的服务性）被使用的意义更大。而着重观念构架与倾诉的创作面向，或许并没有成为摄影在过去更多人心中的代名词，它们分类明确。

但随着时间推移，状况发生了改变。

多元意识更为容易的被吸收接纳，越来越多的新鲜媒介有能力成为创作表达的方法。在这样的氛围出生，随这样的步伐成长，创作者们将冗杂的概念搅拌，让定义与界限逐渐模糊，摄影开始变得融合。

不满足于“记录”这一初始任务，也不满足于将自己与被关注者（具象或抽象的）平行并置，“我”开始融入到创作的行为本身。参与，甚至以自我为标本，剖析、反思、瓦解或者重建。

时代更迭，越来越多难以理解的问题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不管是以个人为原点出发，还是宏观的大范畴，我们都真诚并勇敢的迈入被讨论的风暴之中。而这风暴卷起的力量，带来的结果如何，不重要。形成讨论，就能让思考诞生，而思考是化解矛盾冲突最有效的内核。

彻底的平静不可能马上到来，但当我们懂得面对，让讨论成为常理，不只拥护相似吸引的认同感，明白我急切的想表达什么、我愤恨的想斥责什么，或许，和解的意义才能更为轻巧。

策展人：高明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