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将于2月26日开幕艺术家徐进个展《正从人间走过》，由鲁明军担任学术主持。展览作品跨度十余年，将呈现近百张绘画。它们是艺术家在想象空间之上的旅行写生，也是其在时代浪潮下的生命经验。

在中国前卫艺术史上，有一批曾于上世纪80年代出国，至今仍客居海外的艺术家。近些年来，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征途中的构成部分之一，他们的经历和实践逐渐开始受到艺术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徐进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此次展览的作品大多是他在疫情期间的创作和写生。这些作品都没有明确的主题和目标，大多来自写生或临时的想象和虚构。人物、空间、时间——虽然都高度不确定，但透过这些基本元素的自由组合还是看得出来，画家对于叙事的迷恋程度。人物变成了空间，空间变成动物，时间的象征也被赋予了生命。不同于传统的宗教叙事，也有别于致力于批判的现实主义叙事，更无意建构一个通向未来的乌托邦叙事，在这里，叙事已然丧失了内在的真理元素，它变得偶然、不确定，甚至是可变的，我们所感受到的尽是恐惧、不安、荒诞、愤怒……以及，抵抗虚无的意志力。

“正从人间走过”，这是徐进2015年的一件画作的标题。他解释说：“画中的婴儿和驴头都是生命流程和宿命的碎片，虽然代表着不同的生命等级，但拥有高度相似的命运，所以，这样一个奇异的形象则更像是人间过客的视觉寓言。‘它’是一张自我生命的镜像，映射出画者本人的侧影”。毋庸说，此次展览是这张画和这一生命观最好的诠释。

正从人间走过

文 / 鲁明军

在中国前卫艺术史上，有一批曾于上世纪80年代出国，直到今天仍客居海外的艺术家。他们中除了极个别，很多其实一直没有进入国内策展人、写作者及公众的视野。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当代艺术的“合法化”，陆陆续续有人回国，重新踏入艺术界，这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那些至今仍未归国者，后来因为生活有了起色，有些便再次捡起了艺术理想，但大多似乎已经很难适应这个越来越职业化、阶层化的圈子，依然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但事实上，在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的征途中，他们的实践和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徐进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1989年出国前，徐进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蜕变。1977年，高考一恢复，他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1984年，刚刚毕业不久的他便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展，参展作品《希望的原野》获优秀奖；次年，作品《祖国·荣誉》参加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并再度获奖；同年，他与张培力、耿建翌等发起’85新潮美术运动之重要团体浙江’85新空间及其系列艺术展示活动——这也是他迄今留在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一笔；1986年，保加利亚壁挂艺术家万曼·瓦尔班诺夫（Maryn Varbanov）应邀在浙江美术学院筹建万曼壁挂研究所。从研究所成立到运行，他一直担任万曼的助理，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艺术生涯影响尤甚。三年后，作品《阴阳》参加了’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也是在这一年，应美国芝加哥湖畔工作室的邀请，他赴美举办展览，此后便定居纽约至今。

和很多移居美国的中国画家一样，徐进初到纽约时，也一度很窘迫，作品既没有展览，也没有被收藏的机会，于是，不得不到街头画像，以维持生计。后来，转行做艺术教育，生活才得到改善。直到2001年左右，待一切趋于稳定，他决定重新回到创作的轨道。不过，有别于其他人的是，这期间，不管是街头画像，还是从事艺术教育，画笔始终还是攥在他手里。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对自我、对生活和命运、特别是对绘画的意义有了更深的体认和理解。此后的二十年里，他辗转世界各地，走走、停停，看看、画画，积累了大量的作品。

此次展览的作品大多是他在疫情期间的创作和写生。这些作品都没有明确的主题和目标，大多来自写生或临时的想象和虚构。若按既有的艺术史范畴，我们很难对他的这一系列近作进行归类，单从画面而言，它们既带有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色彩，也不乏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意趣，而且还汲取了不少当代画家的风格和语素。当然，从中我们依然不难看出他对于绘画媒介的熟谙，尤其是对于手感的依赖。

写生在徐进近年的绘画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虽然名为写生，但他的写生其实不像写生。画面中，他最大限度地剔除了（不）相关的情境元素，只留下他感兴趣的人物与空间局部的关系，他也极少用学院派式的笔法和色彩，而完全是依赖自己的感觉，通过灵活多变的笔调，重新赋予对象以夸张的造型和色彩关系，甚至将人物描绘成动物或某个不明物。或许，原初的写生场景（或图像）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人物、动物、建筑或雕塑，是画家“任意”挪用或自行添加上去的。由于突出了线条和色彩，画面中物像之间的关系变得泾渭分明，于是，画面既保持着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有时是纵深的有时则是平面的，又仿佛是不同图像母题拼贴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中那些细细的线条，无论是作为造型手段，还是一种自足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其实都得益于早年在万曼壁挂研究所工作和创作的经历。徐进坦言，他很少在现场直接写生，大多还是回到工作室以后根据照片描绘的。而这也为他那些天马行空的超现实想象或再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对于徐进而言，写生的意义不在于现场描绘，而是观察、体验和即时的捕捉——有的记在手机、照相机里，更多则记在大脑里。因此，我们其实很难区分他的写生与创作，唯一的区别在媒材与工具上，但无论是纸本色粉、油画棒，还是布面油画，都诉诸不同表现意趣和象征色彩的叙事。但其实，从选择描绘对象，到构图、用色，包括笔触的秩序，他并不遵从绘画史的逻辑。或者说，在他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绘画问题，以通过持续的尝试去解决它。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其生动的造型和鲜亮的色调，还是粗砺的笔触和野性的质地，都让他的画面更接近一种原生态创作，可是，他又不愿意将自己归至任何一个他异性的范畴。所以，他总是躲在画面的后面，避免被标签化、被风格化。退而言之，他还是相信有一个普遍的绘画，相信有一个普遍的艺术标准。甚或说，他还是相信自己的绘画天赋，相信他可以画得更好。

前面提到，这些画面更多来自他的想象和虚构，只有极个别的画面局部，保留着些微现实的痕迹。人物、空间、时间——虽然都高度不确定，但透过这些基本元素的自由组合还是看得出来，画家对于叙事的迷恋程度。可是，在徐进的画面中，这种叙事又是极其模糊的，有时候，我们甚至都分不清人物（动物）、空间与时间的关系，也可能他是在有意地制造一种凌乱和混沌。人物变成了空间，空间变成动物，时间的象征（比如太阳或月光）也被赋予了生命。就像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所说的：“难以感知的形式是另一种普遍存在的图形标记模式。它们的模糊并非一定要厘清……它是他们接受和拒绝明确意义方式的一部分。”（On Pictures and the Words that Fial Th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44.）我们也固然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万物有灵”的视觉再现，但若只是停留在这一解释层面，或许恰恰掩盖了徐进真正的自觉和意图。

很多时候，这样一种模糊和混沌正是为了抵抗某种叙事，从而将自我、包括观者的经验悬置起来，将其带到一个无名的陌生领地。唯一真实的是笔触和色彩，它并非来自眼中所见，而是来自内心和身体的直觉。因此，它不同于传统的宗教叙事（如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叙事性），也有别于致力于批判的现实主义叙事，更无意建构一个通向未来的乌托邦叙事，在这里，叙事已然丧失了内在的真理元素，它变得偶然、不确定，甚至是可变的，我们所感受到的尽是恐惧、不安、荒诞、愤怒……以及，抵抗虚无的意志力。借韩炳哲（Byung-Chul Han）的话说，“这是一种后叙事”，且“归根结底，它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韩炳哲《叙事危机》前言，蓝江译，2023）。

“正从人间走过”，这是徐进2015年的一件画作的标题。他解释说：“画中的婴儿和驴头都是生命流程和宿命的碎片，虽然代表着不同的生命等级，但拥有高度相似的命运，所以，这样一个奇异的形象则更像是人间过客的视觉寓言。”有评论者认为，它“是一张自我生命的镜像，映射出画者本人的侧影”（朱大可）。而在我看来，此次展览无疑是这一生命观最好的诠释。这些作品并非来自某个明确的议题和动机，皆是他随时随处的所见、所感与所思，并不断地反身指向自己。

无论于艺术界，还是于这个世界，就像他画面中反复出现的那些变异的动物或非人非兽的不明物种一样，深知自己和大多人（包括艺术家）都不过是过客而已。所以，这些绘画既属于人间，又不属于人间。换言之，这里的人间，既是艺术家自己身处的现实世界，同时也是一个与己无关的对象——近来因为AI的发展人类也已面临沦为世界之对象或过客的危机。也许四十年前，他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但这些年来，他宁可将自己包裹或悬置起来，冷冷地打量着周遭世界的变化。当很多具有相似经历和遭遇的艺术家都以身份的名义拼命争取被系统认可的时候，他却躲开了这一切。他关心的并非是如何让自己更/去中国化，或如何让自己更/去美国化，而是将感知的触角伸向包括他在内的那些普通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和身边日常物的遭遇与命运。对他而言，生命本身就是叙事（韩炳哲），生命本身就是绘画。

艺术家简介

徐进，1958年生于浙江黄岩，毕业于中国美院（原浙江美院）77级油画系。1984年始任教于中国美院油画系。其间历任油画系讲师。80年代“希望的原野”获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并在此期间参与发起“85新潮”重要团体——浙江“85新空间”活动。1986年随国际著名壁挂艺术大师万曼. 瓦尔班诺夫筹建了万曼艺术壁挂研究所。1987年法国艺术家协会授予徐进“1987年法国艺术对话奖“。1989年装置作品"阴阳''参加在北京的《现代艺术展》。1989年应芝加哥湖畔工作室之邀赴美举办展览并进行创作。其后定居纽约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