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由一系列事件构成，这些事件在发生之前是偶然，发生后就成了必然。一个偶然的人如此成为一个必然的人。我的一生中，有一个彗星偶然被太阳的引力俘获，然后它必然向我飞来，让我得以看见，我因此成了一个看见过彗星的人。

——何多苓

应空间荣幸地向您宣布，我们将在9月13日在深圳天琴湾和超级总部基地双馆为观众呈现最新展览「何多苓：游戏之必要」，本次展览由许知远和赵剑英策展。

70年代初，何多苓在插队期间看到了天空中的彗星。从这个事件作为起点，本次展览循着艺术家过去所经历的几次偶然事件，串联起这些偶然事件背后更大的时代变化，以此描画艺术家人生与艺术态度和时代间的张力关系。这些即重大又微小、既真实且虚幻的事件，就像是在大时代的叙事下打开了小小的时间副本，不仅坐标了艺术家的身世命运、西南艺术界的故事，也隐含着艺术家风格演变的踪迹。几个事件在展览的空间中彼此牵连，其间亦多维地置入艺术家的创作，这次「何多苓：游戏之必要」展出了何多苓在各个时期创作的近50件套作品，亦包括2023年的新作。人们从中可管窥他艺术创作的发展轨迹，感受他蓬勃的艺术创造力，领略那些“很小很美的事”。除却绘画作品之外，亦将呈现他对建筑设计、音乐、文学的跨界思考。同时循例应空间的一贯委任研究计划，通过对文史资料的勘察考究，将年青一代写作者的观点和前辈艺术家的经验交互对话。   

序

游戏之必要

文 / 许知远

何多苓常令我想起席勒的名言。“只有当人充分是人时，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成为人”，早在18世纪末，这位德国人即意识到一个工具化、碎片化时代的来临，当个人变为社会机器的零件，人的丰富性与整体性也随之瓦解。他相信，游戏能对抗这股趋势，人在游戏中会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和内在潜能。

一个多世纪后，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将这段话，发展成一个广阔的网络。从哲学、诗歌、艺术到战争乃至法律，皆充斥游戏精神——游戏是自由的，是真正自主的；游戏也是忘我的，迷狂的；游戏还是在一种在受限中的创造，规则、束缚会激发你的想象力。在历史的黑暗时刻，游戏精神亦是对抗黑暗的武器，它激活思想，焕发生命力，藐视现实规范。

在成都的工作室内，何多苓一边在画布上涂抹，一边和我闲聊。少年时期，他如何迷恋上画植物，就此把那个风云突变的年代排斥在外；在大凉山插队时，他整夜仰望星空，惊叹于掠过的彗星之美；依靠破旧的《外国民歌200首》，他以自己的方式唱出德国的、俄国的、英国的风味； 他钟爱契诃夫，认定自己就是那个耽于幻想的阁楼上的女人； 他沉醉于肖斯塔科维奇，突然有一天开始用电脑软件作曲；他还着迷建筑，设计了自己的美术馆与朋友的餐厅，将白色阶梯带入绘画；他一杯一杯的喝啤酒，在吃完毛肚后，聊起飞往冥王星的探测器；他在初冬的森林中作画，身上贴满暖宝宝，不断吞下伏特加，却感到一种释然与满足，这正是他心中的俄罗斯印象，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笔下的白桦林……

这些片段构成了一个迷人，亦让人困惑的何多苓。自青春时代，他就以横溢的才华著称，每个四川美院的毕业生，都会说起他的某段神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成都文化艺术世界，他是中心人物。《春风已经苏醒》捕捉到了时代精神，而他的个人形象和精神气质，更象征了那个新时代，但于此同时，他又总有一种逃离中心的冲动。在一个急于下定义的年代，他不喜欢作出判断；在一个拥抱西方的时刻，他却从短暂的美国经验中确认，尽管对外国的想象是他成长的主要动力，但老火锅、玉林的散漫，更适合他。当一种新的话语场兴起时，他仍在不停作画，但他代表的那种浪漫主义似乎过时了，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符号、语言，或是对抗意识。太多才华，把他引向不同的方向，反有一种失焦之虞。

“梭边边的人”，何多苓喜欢用这句成都话形容自己，一个在边缘与角落更感自在的人。除去自谦，这的确反映出他的另一种特性，他有一种天生的逃逸能力，能从沉重、封闭中，逃入无限的想象，从众声嘈杂，逃入自得其乐。他同时生活于不同时空，并在这种穿梭中，享受自由和欢愉，颇显一副道骨。

我有时怀疑，逃逸与轻盈，亦有其代价。它会不会丧失重带来的力量和直面对抗带来的锋利？梭边边会不会也有被中心压迫的焦灼？我没从何多苓的口中得到确切答案，却被他的言辞与态度感染。

在这个数字技术、基因技术获胜，人再度被定义的时刻，何多苓的模糊性、意外性、松弛感，皆散发出崭新的魅力。他高度专注的游戏精神，他的轻逸感，像是对普遍弥漫的，既受困又涣散的人生的反戈一击。

彗星成为了一个谜，一个介于真实与想象中间的一桩疑案。大时代是我们的集体记忆，大彗星是我的个人记忆。在多年后，两种记忆都属时空之谜，它们以光速远离我们。

何多苓

浑然天成的纯真

文 / 赵剑英

很少看到一个画家拥有这么诗意传奇的身世和浑然天成的纯真。命运之力的显形，在何多苓身上格外明显——仿佛他后来所经历的一切事情，都在很早的时刻就被预知了——而命运，本就是多么古典的一个词。

他生于黎明。“多苓”这个名字，是何多苓的父亲所取，源于英文dawn的音译。这个名字，从字面和寓意上看，与植物和时间的意象密切相关，也宿命般地和他后来绘画的题材、手感与气息强烈地一致：野草杂花、繁多笔触刻画的风景、万物轮廓朦胧时分的光线等。

“子父关系”，像一对镜像也好、像随形的阴影也好，向来存在复杂的心理和权力的构造。何多苓曾谈及父亲不懂他的绘画之愉，而他对父亲满壁的经济学藏书也毫无兴趣。知青生活那种放逐式的“自由”，某种程度上，也得因于“父亲期待与要求”的不在场，以及父亲自身面对时局之变的无能为力：何多苓考五七艺校，成绩是第一名却因为父亲的成分没被录取；1972年的大凉山，队上的知青们先后返城，唯独何多苓滞留一年，直到父亲问题解决，才得以返城。 知青生活资讯和物质匮乏，但并没有让他陷入自哀，反而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相当充实，让“被放逐”的历程显得如同“自我放逐”一般：他登上了所有目力所及的山，读完了所有手头的书籍……然后，他在异乡渐渐住成了家乡的那种漫长中，亲眼看到了彗星。

C/1969Y1，又名“1970年大彗星”，在地球上从1970年2月起可以被肉眼看到，直到五月中旬消失，这颗拖着长尾的彗星，被西方天文界认为是20世纪最美丽的彗星之一。这颗彗星，像那个故障般失落时段里突然降临的一次恩典。但彼时彼地，没有人像何多苓那样在意它的存在：每天独自在山坡席地而卧，把看向天空作为生活中最紧要的事。

“目击彗星”这个事件中有两层意味：一是，一个人在通常意义的困境中，选择面向天空和未知之物；二是，个人的视野和生活可以选择筑基在集体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外，在离群索居的生活中完成对自我主体性的确认。实际上，彗星事件也隐喻和昭示着更多，比如“远离”和“离散”——何多苓生活在南方，但他笔下常常出现北方的凛冽；他对俄罗斯文明熟稔、热爱，但直到2014年他才第一次到达俄罗斯境内，而在柏林墙倒塌、苏联面临解体的那年，他先到达了美国，并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他视音乐为艺术的最高点，却选择将绘画作为一生的志业……

又比如，秘密的个人生活与集体主义的生活之间的那种张力，也贯穿在他后期很多作品创作的视角中：幽深的庭院、莽原上的女性、白桦林间伫立的知识分子。甚至他毕业那年在青海写生，画了许多形单影只、远离牧群的动物，也涌动着寂然的情绪——最近的动物系列新作时隔40余年，尺幅和技法改变了，但这种画面情绪还在。他后来所做的建筑设计，其间亦有很多这样适宜独处的空间，比如：何多苓美术馆里雕塑般贯通四层之间的楼梯、中心区域一方小小的天窗、庭院里狭长逼仄的步道；又如他工作室庭院花园掩映着的那条泳池。

1986年，何多苓根据契诃夫同名小说创作连环画《带阁楼的房子》，处处也流露出这种寂然，例如其中一张的画面远景是发出绿光的房间、近景是孑然独坐的主人公。原著以列维坦为原型的画家，获得了何多苓深刻而长久的共情，因此连环画里这个画家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何多苓的自我画像。这不是艺术家创作中第一次出现画家的形象，早在1977年的作品《追穷寇》中，主角是一位在墙壁上描绘宣传画的无名军人画家。“画家”这个形象，在那个改革开放、社会巨变的十年，一再被画家书写和确认，其心志的隐显，位置和态度的变与不变，是相当耐人寻味的。

这组连环画，是何多苓创作生涯的一部辞典式作品，何多苓后来创作的所有的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部作品中找到痕迹：文学的影响、消极的画家、建筑空间的疏离感、俄罗斯、作为救赎与爱的原型的女性……书中姐姐和爱人代表了两类女性，代表着现实和理念的距离。书中画家和那位姐姐的争论是非常本质的，即 “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生活而艺术“这个根本的艺术论题，或者换句话说，艺术家投身现实、参与社会的距离应该是怎样的？实际上，何多苓并非不关注中国现实，他在美国分别写给周春芽及吕澎、易丹的信，一再提到创作者要回归自己文化语境的看法，比如“我真是喜欢中国，那个脏，那个破，那种揪心的东西。”中国、俄罗斯、美国、欧洲、大凉山、成都……艺术家的私人地理存在于他的玄想之中，远离和拒绝了现实政治的冲突交锋、利害关系，因为现世总那么短暂，而大凉山的野草、俄罗斯的森林、落基山的落霞才是永恒。

因此何多苓的作品并不聚焦于新闻快照式现实，而是聚焦在精神和心理的现实，即使在一些非常特殊的创作场景中，他都能独持己见、不受影响：2008年汶川地震后，何多苓参与赈灾，加入中国写实画家集体作画以义卖的《热血五月》公益项目。其时，何多苓所绘制的画面，并非其他画家所采取的近距离、拼贴性、新闻性的构图，而是在画面中表现了灾后的山川，成为了这套组画的另类。他以热血和赤诚之心参与公益，但作品仍旧坚持着一贯的格调——画作的事件性和叙事性被何多苓折叠处理了，从本质上而言这种手法并非是典型的“重大题材”或“主题创作“式的，但画面带来的效果反而更带着一种历史性的、诗性的、抽象的、人类全局的悲怆感和深入骨髓的忧郁。

对创作者而言，集体创作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媒介时刻，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在超脱了题材和语言的习惯、立场和身份的视野，才能试验出一个创作者的深层底色。《带阁楼的房子》里的那位姐姐对绘画的认知是一类典型：“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在我的那些风景画里不反映人民的困苦。”何多苓对此的回应则更为复杂——他的早期作品被评论界普遍认为是“伤痕美学”的代表和起点，但他对“伤痕”的见解，“你可以把伤痕看作是诗意的一种，但那里面并没有包含苦难，而是美。”何多苓曾经提到自己在武汉的酒吧里看到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何多苓的底色是和一切主流价值保持着距离，以获得自娱和自省的空间。

游戏或自娱，意味着以绝对松弛的心态，来超越经验世界的巨大疲惫，在他那里，绘画是让精神世界变得比现实世界更清晰的媒介。

2023年9月1日，于成都

艺术家简介

何多苓1990年在纽约

何多苓是中国当代绘画艺术无法绕过的一个名字。他成名於20世纪80年代，曾以《春风已经苏醒》《青春》《乌鸦是美丽的》等作品给人带来全新的视觉观感，轰动画坛。在4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除了短暂的赴美经历外，他始终生活在自己的出生地成都——他并不向往所谓的中心，甘愿在边缘坚守自己的艺术之路。远离中心的喧嚣、纷杂与制约，他反而可以心无旁骛地走进自我，仅听凭美的呼唤在艺术之境中或疾走或徐行，在随心所欲的自由与潇洒中抵达自我定义的中心。他潜心汲取中西绘画的精粹，恪守根本但又寻求变化，淬炼出精妙的绘画技艺，形成了优雅而蕴有诗意、单纯但又隐含神秘的绘画语言。

策展人简介

许知远，作家、出版人、单向空间创始人。1976 年出生于中国江苏，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他的主要作品包括随笔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昨日与明日》、《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祖国的陌生人》、《一个游荡者的世界》、《时代的稻草人》、《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等。许知远曾因在智识上独特的贡献获得了“亚洲新闻奖最佳言论奖”，并曾被美中关系委员会BMW STIFUNG 基金会评选为“青年领袖”。在写作之外，许知远亦涉足视频音频文化项目制作，他参与主创并担任主持人的深度思想访谈记录片《十三邀》，激起广泛回响，缔造现象级的影响力 。

赵剑英，当代艺术赞助人、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智造帮软件」创始人。她先后主编和出版了《北京抽象》、《长乐路的风》等当代艺术史专著。?从2013年以来，她带领的应空间广泛地与享誉国内外的艺术家、研究者进行合作，为众多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艺术计划，包括研究性策展、实验艺术项目、艺术写作、独立出版、表演、放映、讲座等，提供支持，举办的展览涵盖绘画、影像、装置、雕塑等多种媒介，同时成为艺术创作和藏家、 美术馆以及商业跨界项目之间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