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窗户的画室

潘玉良、周思聪、肖惠祥的艺术

徐 虹

“有窗户的画室”，是借用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表明女性写作者要有自己独立不受干扰的生活和创造空间。在20世纪百年里，她这句话已成为女性争取文化自主的隐喻。

作为此次展览主题，它寓含两重意思，一是指画室的“窗户”对于画家的创作是必要条件：人物形象在自然光线下，画家可捕捉其丰富微妙的色彩光影，并创作来自上天光亮启示的艺术。“有窗户的画室”另一涵义贴近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本意——女性艺术家需要独立创作的空间和条件。它也指20世纪中国女性需要的一种精神心理状态——放开胸怀，朝向世界，为追求真理勇敢前行。为自己，为女性，也为整体人类的自由精神而奋斗。具体到现代中国转型期的女性艺术家，一间“有窗户的画室”关联到走出家门，追求经济、政治地位和人格的平等。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女性艺术家地位的确立，就是建立在一代女性艺术家的成长和贡献基础之上的。

潘玉良是20世纪前期的女艺术家，她在走出国门学习西方艺术的潮流中，是同时期艺术家中的成功者。她凭自己的生命激情创立艺术风格，生存体验成为她艺术创造的特殊动力。她传统包袱较少，得以“轻装上阵”地接近当时欧洲画坛印象主义与后印象主义艺术潮流，并且展现出一种开朗、自然且有真切生活气息的格调。她的艺术成就和她传奇生命故事融为一体，媒体一般更多关注她的生活而不是她的艺术。她在现代美术史上地位的确立过程，也象征着女性和女艺术家为了获得话语权而奋斗的历史。

周思聪是20世纪中后期的著名女艺术家，她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水墨艺术转型成功的标志之一。作为女性，她的声音在时代合唱中显得独特而清亮，她不仅和同时代男性画家一样成功处理宏大的主旋律作品，更使这些作品带着一位女性画家的敏锐而温柔的回声显得特殊。当她将笔墨转向自身——用彝族女性背负沉重包袱比喻女性的艰难人生；用荷花出淤泥的梦幻比喻女性的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她的这种角度使同时代的广大观众都能与之共鸣，而女性观众，更因感悟出丰富的生命意蕴而使自我精神得到提升（由于借展问题，本次展览中此类作品不多）。

肖惠祥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壁画创作中崭露头角，她的作品是对艺术与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歌唱——人们迫切需要破除长期单一的艺术禁锢，而憧憬崭新变化的文化天地。作为中央工艺美院（即现在的清华美院）特艺系副教授，她对艺术形式和材料有特殊的敏感，她与同事一起，设计和制作了《科学的春天》大型陶瓷壁画，成为新竣工的首都机场重要装饰。在这幅作品的人物设计上，她大胆将立体主义艺术与几何形体结合一起，以形式探索和视觉效果为重点而不是以题材为中心，这在当时中国美术界显得新颖和大胆。她为整个美术界争取新形式的开创树立了标杆。

潘玉良、周思聪、肖惠祥三位女艺术家的艺术揭示了中国女性的成长历程与中国社会演变紧密关联，女性的精神解放预示着社会的日益完善。而本次展览“有窗户的画室”意在使观众通过作品这一窗户看到她们在画室忙碌的身影，以及她们用心灵创造成就的艺术。

— 潘玉良 —

潘玉良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一位重要的女性艺术家，其成长、冲击、探索并傲立在上世纪中西艺术的多样化发展与流变之下，取中西艺术之长，完成了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绘画的有力融合，折射出在上世纪社会转型中女性艺术家的自我认知的建立，和中西艺术语境之间的文化意识的认同。

上世纪20、30年代，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发起了官方留学项目，派遣学生到法国学习，并支持了一系列中外美术交流活动。在此背景之下，1921年潘玉良考取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之后又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和意大利罗马美术学院深造。1928年潘玉良毕业回国，此后近十年间，潘玉良先后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和中央大学艺术科任教，此间举办展览亦十分活跃。同与潘玉良求学法国的徐悲鸿在1935年《参观玉良夫人个展感言》中云：“真艺没落，吾道式微，乃欲求其人而振之，士夫无得，而得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由此可折射出潘玉良在当时中国艺术界的张力。

1937年，潘玉良二次赴法，直至1977年在法国病逝，潘玉良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人生之大半岁月。作为中国第一代留学欧洲的女艺术家，潘玉良直击西方绘画理念的演变与发展，置身于野兽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众多现代艺术流派异彩纷呈的气息之中，并思考自身的民族意识。1932年，潘玉良开始在宣纸上作画，即是以中国书法的线条韵味入西方绘画强烈的色彩表达的尝试，在对中西艺术与自我个性意识的不断探索和表达中，潘玉良将中国传统的笔墨意境与西方的绘画形式进行了完美结合，既追求意象的圆融又突出强烈的表现，最终形成了自身独特而鲜明的绘画风格。

20世纪早期的中国，正处在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浪潮之中，作为女性艺术家的潘玉良，以艺术确立着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对自我认同的探知。潘玉良一生描绘了大量自画像作品，集中体现了其思想与个性的发展。她自画像中所传达出的自我意识，是从线条的曲滑宛转到方硬刚直，从气质的温婉柔美到锐利率意，从手法的细腻修饰到直面生命的真实。这些有着较长时间跨度的自画像，是潘玉良跳脱出以男性视域为主体的社会背景，是自我价值不断充盈着的体现，是潘玉良顽强的生命力倾注于社会发展的共荣与开放，是和男性画家一起推动和发展中国现代美术的同等担当。

诚如法国东方艺术研究家叶塞夫对潘玉良艺术风格的精准评价：“她的素描有中国书法的笔致，以生动的线条来形容实体的柔和与自在，这是潘夫人的风格，她的油画又含有中国水墨画技法，用清雅的色调点染画面，色彩的深浅疏密与线条相互依存，很自然地显露出远近、明暗与虚实，色韵生动。她用中国的书法和笔法来描绘事物，对现代艺术已作出了非常丰富的贡献。”

徐大珍

— 周思聪 —

周思聪的艺术历程很简单，如她所讲：“说来话短”。的确，周思聪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就进入了我们这座有着丰厚中国艺术传统又兼容创新的北京画院，再没离开。

周思聪的一生没有波澜壮阔，没有丰满的社会交往，但她一样给我们留下了或温暖如午后阳光，或悲凉到心骨俱冷的作品。不同的作品，同样因“爱”而起，同样一往情深。她创造的就是她爱的。对于“爱”什么以及“爱”的范围，她有自己的标准。周思聪说过两句话可视为她创作的核心理念。她说：“我爱静谧的大自然，我爱平凡的人”。“自然”她是爱“静谧的”，“人”她是爱“平凡的”。美国学者高居翰对此做了简约而准确的阐释：“贯穿她一生的作品有两条主线，一是人情充盈而又干预世事的人物画；另一是携观者一同超凡远尘的荷花系列。似乎她执自己生活与艺术中对立的两端而和谐之，藉以诠释她的艺格和人格。”

所以，周思聪会以她的方式画《长白青松》；画《戴月归》；画《一湖烟雨半湖花》；哪怕画《人民和总理》，“人民”会放在“总理”的前面，这是她对“总理”最深沉的理解，在那个年代更是难能可贵。改革开放初期，周思聪与先生卢沉共同创作了《矿工图》。这是以个人之心直面人类灾难、困苦，而铸就的绘画史诗。这一创作过程对于周思聪来说就是一个以命换画的旅途。我也多次感叹：“画过《矿工图》的周思聪与没有画过《矿工图》的周思聪是不一样的，就如同画过《格尔尼卡》的毕加索与没有画过《格尔尼卡》的毕加索是完全不同的一样。由于这件作品，周思聪的名字与悲壮、深邃的艺术相链接了。”

吴洪亮

— 肖惠祥 —

十年前我来到清华艺博主持工作之后，肖惠祥这个名字便不时地出现在视野中，特别是2019年清华美院为纪念首都机场壁画落成40周年举办“首都国际机场壁画文献展”，《科学的春天》设计稿更是令我印象深刻。然而，直到2022年7月14日肖惠祥病逝，我才对她的生平及艺术成就有了更多的了解，肖惠祥展览选题也因此提上日程。

肖惠祥195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自1962年起，她多次深入湘西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完成大量线描人物速写。她的线描迅捷、洗练、生动、优美，贯穿了艺术生涯始终，也为她赢得了巨大的专业知名度。1979年，也正是因为线描，张仃先生慧眼识才，将肖惠祥从湖南师范学院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肖惠祥从而有缘参与被誉为“中国现代艺术转折点”的首都国际机场壁画项目。肖惠祥主创的《科学的春天》描绘了生命起源、物质结构、天体运行等科学图景，表达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此后数年里，她自觉地求索中国现代艺术之路，在壁毯、竹刻、不锈钢雕、油画等多种创作载体和技法均有大胆尝试并取得突出成绩。在崇尚思想解放的年代，肖惠祥以那热烈、纯粹、直率、赤诚的个性禀赋以及不断创新的姿态成为引领中国美术潮头的人物。

1988年，声誉正隆的肖惠祥突然淡出中国美术界，为了更好地学习借鉴西方现代绘画艺术，她毅然辞去教职前往美国，不知疲倦地探索和创新。她对艺术的追求是极其纯粹、毫不功利的。2006年，古稀之年的肖惠祥回国定居并在深圳画院举办《肖惠祥作品展》，此时的作品更具纯美气质，更富形式美感，更加自由率真，洋溢着明亮与生机，显出艺术家超然脱俗的心境。2019年，肖惠祥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她的作品出现在“线：传承与发展——2019年深圳美术馆当代艺术展”，这一年她已86岁高龄。

在撰写这篇文字的过程中，我一方面为肖惠祥的多彩艺术所感动，另一方面也为她当下的寂寂无名而不平，加上她与清华美院的前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深厚渊源，作为机场壁画的主创人员之一，作为清华美术学群的代表性艺术家之一，我愿意在清华艺博的舞台上为她不遗余力地鼓与呼！

最后，感谢展览团队的辛勤付出，感谢肖惠祥亲属对清华艺博的大力支持与慷慨捐赠，除了各时期各系列的大部作品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机场壁画《科学的春天》创作过程的全部手稿，具有珍贵而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些作品不仅是对本馆“清华美术学群”收藏系统的重要补充，也是对本馆现当代艺术收藏体系的完善。

杜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