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物质的再发现

冯博一

“低物质”概念的一般含意是指提供同样的经济功能时，相对或绝对地减少物质的量数。可以说中国上世纪60、70年代的生存状况是为“低物质时代”，那是专制、封闭时期的中国特色。而现在似乎是在一个“高物质”阶段。如果将王明青的创作从时代背景分析，我揣测他有关物质形态作品，或许与当下的中国市场化、商业化的急剧推进和跨国资本的愈来深入介入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因为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一个告别计划经济体制而进入全球化时代，充满了由欲望导致的各种矛盾，构成了欲望的不间断流动。而欲望的物化形态，即包括物质、商品的消费，更包括权力、名望、时尚等等的占有欲。于是欲望就不再是有限的欲望，成为对空虚无限形式的欲望，成为和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想象及对奢侈的追求之中。从这一角度出发，欲望所带来的消费文化在当代消费社会无疑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以一种非政治化的、普遍的伦理、风尚和习俗的形式将个人发展、即时满足、追逐变化等特定价值观合理化为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自由选择。

因此，以不同的艺术语言与媒介方式，对当下物欲横流的质疑、揭露、批判早已在中国当代艺术系统中不绝于耳。但我发现王明青并没有采取一种简单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也没有陷入一种庸俗社会学的现实考察，更没有像艳俗艺术那样极尽能事地夸张、变形的反讽。而是将与自己日常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器物、用品随手拈来，将那种简单、质朴物品拼接与错置在一起，并非普通人生活或社会生活之外的东西，而是其生活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些日常生活低物质，甚至垃圾，成为他创作的材料与媒介，并在转化的呈现中提供了器物本身的朴素魅力。但仿佛会给观者一种错觉，以为艺术家在这里是毫无作为的，只是在享受着个人趣味。其实不然，他并不刻意寻求事物和现象的意义，也不为艺术预设框框，这对艺术家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从艺术表现方面来说，看似不经意的地方，其实是用了力的，只是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并不留下文化指向的痕迹，这是别有的一种方式与境界。不过，不刻意寻求事物和现象的意义，不等于事物和现象没有意义。或许根植于日常之中的艺术，首先是一种在最无意义的事物中去发现极其有意义的东西的能力，一种将随便什么、随处出现的东西提升到最为重要位置上的能力。也就是说，日常题材必须经过艺术家的选择和加工而有所升华，但这种选择和加工不是要把意义强加在人物和事物身上，而要体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体现在具体的生活情境里。也许，意义或价值就是从这种最混沌、最廉价、最中性的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这给当下的艺术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我们以往太注重艺术的针对性、作品性，好像准确的现实批判和揭露是艺术家、作品与观众进行交流的单一基础和前提。而在王明青的作品里，更多的却是中间状态，摸棱两可，似是而非，更多地表现为多义和歧义。或者说，王明青是以低层视角，通过材料、装置来呈现日常“物质”被他异化了的一种状态。

我以为这是一种处理材料的新方式。一方面，这是对以往惯常的艺术直接投射“现实”的可能性反思，并导致了对于艺术表现题材复杂性再认识，实际上具有艺术与现实复杂想象关系的重构；另一方面是关注现实生活的具体性，致使一种日常生活的特色开始呈现出来。在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强调日常生活的意义才成为可能，而日常生活的欲望被合法化，并成为生活的目标之一。从而在现代性宏伟叙事中被忽略和压抑的日常生活趣味变成了艺术表现的中心，赋予了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具有日常生活低物质的再发现，以及通过对日常材料的再利用，将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和消费的价值凸显出来，个体生命的历史和个体生命的运行就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意义。这并非是传统人文主义式宏大“主体”的展开，而是一种个人生存实在经验的描述。这种经验不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彻底反抗，而是同现实世界的一种辩证关系中的获得。所以，王明青表现的是一种“物化”的感情，具有了某种具体的可量度的空间。当然，这也和新的资本逻辑，从实物经济的“物化”转向了虚拟经济的“物化”有关。当代社会的特征已变为文化审美与物质享受的悖反与分裂，对艺术创作也因之在更纯粹的意义上成为文人精神上的自我写照。当然，这是我对王明青作品中低物质形态的一种理解与逻辑关系的阐释。其实，王明青已经将平庸化的低物质给予了提升与反诘，以及带来了他对于日常生活意义的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