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马勇的作品，我们会不自觉地想起北宋《宣和画谱》在《花鸟叙论》一节中拿花鸟画与诗歌所做的对比：“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马勇的作品正是如此，鸟鸣虫唱，风过枝头，饱含大自然的诗情；其妙处，尤在静中寓动，动中摄情。无论是落墨为篇，还是赋彩成章，他的画总是生力弥满，清气回荡。观其笔下的没骨花鸟画，落墨为色，水逐趣灵，而色与墨交相辉映，生机勃发，正可谓“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这些作品以折枝取势，不根而生，然而枝条旁逸，花叶斜出，观之磊落逸势，不待炫奇而静静展放。
庄子形容草木虫鱼的自然生息之态，说它们“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在马勇创作的没骨花鸟画中，我们就目睹了这样的状态。但那不是依靠描摹对象，而是通过艺术的转换，用中国画的语言来把握到的大自然的节奏。不必说措景和构图，单看其落墨赋彩，我们便能见识到什么是天机泄露。画家深得中国画的写意旨趣，常以意笔为工，似工实写，在工与写之间天机发露，释放出万物之灵、艺术之韵，使其动而愈出。也许唯有“清雅”二字，方能形容出马勇笔下没骨花鸟画的境界，正如其落笔为工却用意在写，方其用色，亦侧耳谛听着墨法的旋律，于是，在他的画中，一股无声的暗流涌现出来，沟通了“黄家富贵”和“徐家野逸”，让它们冥然相会。这时，我们便再也见不到炫富的色彩，而只到了高贵的乐曲，表达着生命自在的尊严。
   可是，马勇并不打算安于现状，在艺术自由和既有成就之间，他宁愿听从艺术自由的召唤。就在其没骨花鸟画广为众人接受并赢得越来越多的赞誉之时，他又开始启用骨法，并常常使用焦墨，在纯粹的平面关系中，探索黑与白的极限。构造出一个符号化的昆虫世界。空旷无物的背景、形单影只的虫豸，令观者顿生寂寞。昆虫自然起落的身体形态——伸展的须、细长的腿、异律分节的肢体——无限地放大了虚空，将生命悬置于“被抛”状态。当视觉上的陌生感激起我们对人的命运的反观时，马勇的画便见出了悲剧性的力量。传统国画不习惯表现悲剧，由此，马勇颠覆了这个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