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展-《返场》
6月26日，先锋艺术家汪建伟应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国际设计周及意大利著名设计杂志《居住》的联合邀请，在他的《黄灯》展览现场——一个“中间的”、“难以定义的”地带，呈现《返场》行为艺术表演。艺术家将人的身体作为媒介和材料，在体验和表演过程中，产生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的交流与特殊表达，在《黄灯》的展厅中，传达出丰富特殊的审美体验，以及耐人寻味的内涵。
在UCCA举办的，历时三个月的长篇叙述大型多媒体当代艺术展《黄灯》中，艺术家汪建伟以“黄灯”为邀请函，以剧场模式、哲学式的质询、艺术的方法论和戏剧的偶然性带我们走进了一个“中间的”、“难以定义的”地带。正如艺术家本人所言，《黄灯》在UCCA的落幕并不代表结束，这个“不确定”的生存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将无限存在，循环转换。据悉，2011北京国际设计周正在与汪建伟接洽，汪建伟将出任开幕式多媒体表演的艺术总监，将《黄灯》所揭示的生存状态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下去。
《返场》表演结束后，汪建伟接受新浪尚品采访，首度讲述《返场》排演观念和上场前临时调整的过程。
在折返训练中寻找陌生经验
Q：今天的返场表演让我们体会到表演者跟观众之间有一种空间上不断变换的过程，我很好奇，当时您的位置在哪儿？
A：我的位置在每一个阶段不一样。第一个阶段就是空间。第二个阶段就是我要找到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多媒介活动的理由。一个是观念，还有一个就是空间会形成，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表演，它必须要有其它空间不可替代的，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去找我的团队，把我的想法详细告诉他们。剩下来就是排练，排练。排练实际上不是说你已经有了一个东西，你要让它达到这个东西，这是一种传统的排练。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排练是要让它脱离开所有传统的通过排练能达到一个目的的方式，我的排练是让人们永远在不断的进行当中，这样的一种表演。因为大家熟悉表演，除了我刚才说的传统的以外，还有演员的自由发挥，但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挥实际上受到身体内在控制，这种自然是被训练出来的。我说的空间是要让他们不回到任何一个被控制的那个位置上去。
今天早晨11点我重新在改，因为昨天晚上我们最后一次排练以后，我突然感觉五个空间面对完全不同的影像它本身意义的时候，我突然发觉演员有一个好像一致的东西保持下来。这可能对一个半小时的人来讲，他可能能觉得也许他会从一分钟到半个小时，会产生意义，但是这跟我的空间和要求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就像“黄灯”一样，没有一个此时此刻最准确的唯一性。这是我持续的一个观点。
A：所以表演者是有经验的吗？
汪建伟：表演者有两种经验，一种经验是他已经会一个东西，会一种程序化的东西，然后你把你的一个观念用他的程序化的方式表达出来。还有一种表演是，你完全按照你给他的指令来执行。
我要的是他们以前有什么样的方式，我要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指令，在这两个之间始终找一个不确定的位置，这对演员有很大的考验。简单的说，他老是没有成功感，他老达不到成功，传统意义上第一天这一百里路我走了二十里，第二天走了四十里，到了五天以后，我肯定就会走到目的地。但是我的训练是，第一天你走不到，对不起，你再退回来，第二天再走。在不断折返的训练当中，就有很多陌生的东西和他以前的经验没有体会到的东西就会显现出来，这就是我要去做的。
昨天晚上排练之后，我突然发觉在折返的心迹以后，他们的身体又适应了排练的一个方法。我必须要放在今天11点钟改它，目的就是让他不可能回到他身体马上会熟悉的一个位置上去。比如说你看到第二和第四空间，是今天早上11点钟改的，演员非常不适，但是这个不适是我承担的，你要承担在一个过程当中随时带来的陌生性和可能性。这个时候的演员就不是所谓专业和业余。
问：从您的角度出发，返场这样的演出是没有成功或者失败？
汪建伟：对，它实际上跟“黄灯”有关，跟每一次你要根据这个空间和你要传达什么的问题有关。比如“黄灯”，既然它展示的是一种纠结和不确定的状态，那么它的返场也应该是一个纠结和不确定，这个不确定它是要用技术和语言传达出来，它不仅仅是用艺术家自己的解释。截止到目前为止，你是唯一的一个，我跟你用我的话来给你阐释这个工作过程。
作为艺术家，他所有的语言和他的思考，其实已经展示在现场了，比如说音乐，你可以听得见五个节奏，每个节奏里边是什么样的旋律，哪个旋律它跟音效之间到底会形成一个什么关系，随时在改。因为有的时候来自于演员给我们的一种反馈，有的时候是根据现场意料不到的。但是总的来讲，艺术家所谓的思考到最终在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表演、灯光和声音当中，在这个里面。但是有的时候你的问题实际上不是在说，不是在用文字解释你看到的，其实你看到的，你用你的全部已经体验了这个语言，其实语言是多方位的，音乐、声效、灯光、表演、空架，全部是语言。
今天我们的采访实际上要说艺术家个人的一些事情，他跟作品之间可以相互来看。
写在《返场》后
当代艺术应不断消解神话
Q：黄灯展是一个呈现我们生存状态的一个展览，整个过程中它有很多次跟参与者互动的环节，你本人也是在这个期间不断的跟媒体、跟观众互动，您甚至用了微博这样一种新媒体的方式。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您有什么样的收获？您是更肯定自己做黄灯这样一个概念，还是又对它有一些想法、质疑或者是其它？
A：其实当代艺术有一个我认为对我来讲很重要，而且我也认为它应该是当代艺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如何在一个公共经验的意义上有一个相互之间的交流。我说的公共经验不是说艺术家只是被当成一个特殊性的知识来被公众阅读，或者就是说艺术家握着一个秘密，让公众永远保持在这个秘密之外，这就变成一种神话。最后也不是我们认为公众有了一种需求，我们就为这个需求去生产我们的产品。
我说的公共经验是我们都共享在今天的知识里，我们分享这个社会全部的知识和经验。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的财富，是一个公共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和分享的平台，我们就要在这个平台上去展开我们的思考和我们的工作。作为我个人来讲，我认为它既不能有一种要限制艺术家的封闭性的特殊经验，让整个在这个系统以外的经验认为艺术是值得尊重的，那么我们就尊重它好了。但是至于说尊重什么，能不能分享什么，我们认为只要是艺术我们就尊重，这就是长期说的艺术有一种高高在上，艺术就是理由，这个神话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另一个神话又开始了，说那好，那就跟公众对话。但是我们实际上首先假设一个公众，我们就用一个假设的公众去量化我们应该干什么，这样你就突然发觉这个产品和艺术家生产的产品是一个为虚构生产的，这样造成了一个误解，公众如何还是不明白，艺术家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让公众明白你在干什么，其实这里边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和经验的分享。
包括今天的黄灯，你有这样一个态度，那你还是把你这个态度整个用你的技术、你的语言方式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传达给公众。包括我刚才开玩笑说微博不是我最喜欢的，但是我不恨他。这两个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关系呢？这是不是也是我们不可以把社会跟你以外所有的社会关系全部列出一个清单，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今天如果你确认你跟社会仅仅是一个关系的话，那所有的关系，包括你不喜欢的关系，它是合法的，这个态度是必须要有的，否则我们就可能回到很多情绪化的里边去谈事。
Q：历史上似乎只有掌握权力的一方才会尝试垄断知识？
A：秘密产生距离，产生隔阂，通过隔阂产生垄断，就产生了权力。所以，意识形态有一个很大的制造意识形态的钥匙，就是不断制造秘密，有少数人掌握。这就变成真正的一个权力的制造。今天既然我们是当代艺术，就不应该用个人的行为去制造秘密，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当代艺术不应该是一个制造新神话的运动，同时公众也不需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很简单，我们首先从一个公众经验上来讲，我们都是有权利去拥有知识的人。这样我们首先要承认每一个人有这样的权利。第二，必须要承认每个人都有使用各种知识的权利。第三，有使用不同知识的权利。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可以展开一个真正的对话，这就是微博访谈160个问题给我的一个启示。我记得那天很有意思，第一，我从来不看问题，不要去筛选问题，必须去面对，面对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在一秒钟之前，你的思维方式也许不存在，但是你必须在这一秒钟回答它，这个就是一个遭遇状态，这个就是今天真正公共意义上的遭遇，不是你选择了和不选择的问题。那天我说第一我不看问题。第二，我跟新浪的人坐在对面，我不看屏幕。这样的话保持问题给我更直接的感觉。我对下一个问题毫无准备，这样我就觉得面临公众的时候，你就表现得更诚实，而且公众也能够通过你的回答感觉到你的诚实，而且你的诚实包括你的漏洞、你的不妥，或者包括你的局限。诚实就是这个意义，诚实不是一个结构，这些话叫诚实？诚实可能就包括若干个错误在里面。
当时我记得我回答一个问题，我说我没想过，我确实觉得我可以正视这个问题。
Q：黄灯展还会继续展出吗？
A：这种思维方式会继续。你比如说我可能8月份还是9月份在四川有一个讲座，可能讲剧场。我现在其实在写这个东西，我现在只写了大概几个章节。比如说我用的第一个章节是拉康姆的第一句话“我是他人”，这可能是作为我的一个开场白。这个谈话有两个意思，在今天我是由若干个知识和我学来的知识所建构起来的。同样连我的这个位置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么我跟社会呢？就要回到重新看社会和重新看自己的一个立场。第二，剧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扮演一个关系的角色。
其实你今天看这个现场，其实就是一个角色，不稳定的在过程当中产生的你和我。这个就是今天这个社会，你不可能事先如此明确的去确定一个界限，然后把你放到一个界限准确的位置，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已经不存在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因为这个世界我们都同处，此时此刻谁在外，谁在内，谁是你，谁是他，其实我们只是此时此刻用了某一种经验，我们来谈某一个我们看见和我们能够感觉的世界。这是我长期工作的一个切入点，我不承认这个世界此时此刻只有一种方法，因为我们的先人已经用各种语言把这样的一个经验告诉我们。比如说意大利哲学家艾寇(音译)，他说任何一个事物围绕他都有可能是一部百科全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事物在此时此刻都有可能有若干个知识和经验去到达它，你是其中的一部分。你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就会获得一个比以前要更加有包容性的态度。你最终做了这个工作，包括今天你看到这个现场，也许此时此刻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种黄灯的一种连接方式，但是可能还有不同的，还有更多的。
这实际上不是说你要把所有的都穷尽一遍，但是你应该把这样的信息足够清晰的传达出来，它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很多跟它一样有价值和处于同样水平的方式是存在的。这就是我理解的一个真正的民主，就是分享他人和自己的此时此刻。因为我们无非就是用我们自己掌握的一种知识，此时此刻去读解了一下。
比如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压抑，这个人说我感觉到幸福，这个人说我感觉到很恶心。其实他描述的这三个对象，也许是同样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和你的描述应该是两个方式。这样你就会认为，当你在说恶心的时候，其它的两种描述是合法的，这就是当代艺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不存在唯一的真理和谁是最具支配的、绝对的，这些词汇应该抹掉，应该把一些很伟大的词放到我们的判断当中来，比如关系、关联、可能性，这些词汇我们必须每天都身处，包括匮乏、失败、挫折、犹豫，这些词在我们的教育里就是坏词，起码这个词后面跟的那个东西是不好的。为什么？是谁告诉我们这个词不好？甚至我们一说到这些词我们就联想起这个词后面的事件万丈深渊。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词，公平、坦率、诚实，这个结论就不好下，就没有一个东西对应它。
艺术与设计是否存在界限
Q：你曾经跟媒体表达过不喜欢“跨界”这个词。
A：是，我很少用，但是别人用我也不反对。
Q：听说北京国际设计周正在和您接洽合作，包括之前已经合作过合盒展，这种合作状态是怎么样的？艺术和设计之间有没有界限？
A：其实这个问题在黄灯的时候也问过我，传说你是喜欢哲学的，你跟艺术怎么跨界？其实我的回答是你已经有了两个界限，你已经有了设计和艺术，那自然就跨界。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你用“世界”这个词说出口的时候，他就自然包含了关系。那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再说世界是有关系的，这就是一句废话。你既然认为创造力是共享的，那么我认为它实际上以任何一个方式和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可能用这样一种方式做你的工作。我说跨界就意味着有一个界限。而且我们首先接受了这个界限，然后就把我们的行为描述得很伟大，其实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正常的事情。
就像你可以不以记者的方式跟我说话，因为没有人认为你只能用记者的方式跟我说话。我作为汪建伟，我也可以用任何方式说话，没有说我必须用艺术家的方式说话，这里边就潜在的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边界在一个幻觉的现实的分配当中，你已经分配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谁给分配的？由什么决定的？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认为有了界限，你就有了跨界。首先如果你不认为有界限，这个世界对你来讲谈何跨呢？我记得在今天的新闻稿上，我唯一改的是设计跟艺术在拒绝平庸和面对新的可能性挑战，我们是一致的。既然是一致的，那还谈什么跨界？实际上我觉得未来的社会肯定会接受这样的一个逻辑。同样的问题，有一天有一个批评家问过我，哲学跟艺术你怎么看？我说这两个东西是你首先把它看成了两个，它就变成了两个。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你告诉我艺术应该跟什么东西没关才叫艺术？就是怎么能够用哪种知识把这个事择得那么干净？艺术是这样的。这边哲学，这边科学，这边什么什么，这个世界你认为有意思吗？
只有在这样的思维情况下，你会认为跨界特有意思。但实际上这个世界原地是没有动的，我拒绝说跨界是因为我拒绝首先你把你自己就放在一个很悲情的地步，你好像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工作，这个人可以跨界，穿墙而过，有某种特殊性。
跨界这个词很容易给人一种特殊性，我倒想使用“公共经验”。当代艺术是在公共经验下达成的，它其实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大家是知识共享。作为知识来讲，一个人拥有全部的知识。我没有说你是记者，你只能拥有记者的经验，这就直接否定了你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性。既然这个东西不成立，你是记者，你同时还可以做艺术，这个概念就不会成立，你有权利做别人的身份规定界限的事情。我觉得很简单，我很早提跨界，我还很早提新媒体这个词。
Q：黄灯这个概念会以一本书的形式呈现吗？
A：可能吧，因为它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就是它的产生到发展，到不断对它加深认识，和它有很长时间的纠结。其实包括使用，包括马克思如何通过货币这种形式发现了征兆，也谈过佛洛依德认为梦的这种形式，他说不是去发现梦后边隐藏的什么，就像马克思说不是去发现货币后边隐藏着什么秘密，而是货币这种形式本身的秘密。
黄灯在很长的时间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不断地去思考它，人跟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知识、个体跟这个社会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个这样的关于剩余价值，关于社会跟个体这种关系本身充满着秘密。因为有的时候社会我们是怎么获取的？这是很有秘密的。我们经常使用“社会”这个词，当这个词脱口而出的时候，每个人其实描述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经常会在电视里看见父母对记者说，“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很坏”，他也会教育他的孩子，“不要过早的接收社会的坏习气”。老师也会告诉学生“你们不要接收社会上的那一套”。我始终不明白这个社会在哪儿？我们不在社会里，好像社会在门口，或者社会在公园，只要你不进去，社会就不存在。那就是说社会没有一个物理的明确的地方，是什么人认为它使用的知识都可以把它建构起来，这个也让我着迷。黄灯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可以提出思考的。
汪建伟：我把一个写出来的文字跟在微博上跟公众直接对话，我认为是同样的事情。我不是说要去解释，我主要是把这个过程很诚实的展示出来，它也是当代艺术公共经验的那一部分，它分享的媒介和时间不同。……是一个展览的方式，也许它可以用一种阅读的方式，也许我跟不同德人讨论的时候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其实我们如果用“社会”这个词说我们的关系，它应该是一个共享关系。
【编辑：汤志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