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黄河清教授最近又浮出水面了，人们不禁要问黄河的水难道真的变“清”了吗，不不，这当然不可能。通常，像黄河淸一类的可笑角色总是随着某股逆流才沉渣泛起的，这个形象滑稽的一年四季穿一身孝的白衣秀士，手段低劣的民族主义煽动家，举止高雅的热衷于传播国际文化流言的候补政客，据说他在法国呆了十年所以他就有权威资格去谈论法国当代艺术美国艺术乃至全世界艺术，但他忘记了由于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因此缺席了十年，他应该对一切有关中国的事务闭嘴，但是他没有。
只有智商极为低下的人们才会相信黃河清无耻而廉价的谎言，除非你们与他一样充满偏见、狭隘与对真实的不感兴趣。黄河清所谈论的当代艺术是彻头彻尾的拙劣阴谋论的排泄物，而且还是不断重复的陈旧排泄物，他公然捏造所谓的事实与所谓的历史案例，出于一种扭曲的心理黄河清将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术史改编为只有宣传部实习生才会答写出来的投职考卷…在其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真相，到处是连篇累牍的谎言、骇人听闻的谣传和老掉牙的西方末世论。但是，即便作为教授的黄河清如此决绝地仇视西方，作为小市民的黄河清却一直不忘记告诉围围的一切人：我在法囯呆了十年…没有比这个人更加庸俗的人了，这个假装傲慢的小市民，他低估他人以为人们都如他一般愚蠢，他毫无写作才华，他的文字充斥了宣传气味而味同嚼腊，他引用的材料全是二手货，甚至常常是学术赃物，他写的书现在作为笑话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传播，人们已经为他浪费了许多时间，当然，一个充斥了谎言的国度必然也是一个盛产小丑的国度…
这个自古以来的传统很漫长，我们陆续读到很多神话和传说，东方的、两河流域、欧洲、非洲还有美洲的，最古老的神话里，大量的神都是女性性别的，人类早期社会，那个时候是“天、地、人”的世界，城市还没有诞生，由于对神话图腾的敬仰，女神是被各个地区的原始民族作为神来膜拜的，中世纪前后欧洲出现最早的近代城市，人口扩张，男男女女开始密集地居住在同一个城市，出现了公共空间以后，很巧的是，也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欧洲的爱情小说就从中世纪那会儿开始诞生了，欧洲近代城市生活催生了欧洲三种类型的小说，流浪汉小说，爱情小说或说偷情小说，还有一种是犯罪小说，即侦探小说……这三种题材的故事有一个共同前提，就是在城市里产生了大量的陌生人，男女之间的爱情机会增加了。古希腊的男女众神，《荷马史诗》里面的众神都是亲戚，兄弟姐妹乱伦，都近亲通婚，就像在非常小的村落里，大家一起群居，罗马帝国疆土扩张，人口流动，男女的两性交往就变复杂了……包括中国也一样，“三言两拍”和《水浒》常有男男女女在寺庙里邂逅，一见钟情的故事出现，男人看到一个陌生女人就是一个性对象，除此之外，他并不了解这个女人的身份和社会背景。这种性关系是否可能的欲望开始确立，这种男女关系只有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才会发生。特别是因为婚姻、财产带来的，妓院、卖淫带来的所有小说素材，都在人口很密集的一个区域里不断发生，凡是流动人口众多的港口或商业城市，妓院与夜生活也相应地繁荣了。这是发生在近代的男女之间的问题，文献资料和文学作品为我们留下许多证据，但是我们看不到古代男女之间有多少的社会不公平，或者这个在今天看来的不公平，不是由于男人的阴谋设计，而是一种自然分工形成的状况。两千三百年之前的《旧约》说，耶和华要男人种地，女人生养孩子，这不意味着要把男人和女人限制住，摩西生活的那个时代，埃及、迦南就是一个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就是这个状态，圣经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描述，重要的信息是，告诉女人要辅佐男人，男人也要爱护女人，直到现在基督徒婚礼也是这样宣誓的，它就是传统……这个传统什么时候一度中断的？十九世纪以后吧…
我再讲中国。我们现在讲传统，习惯把西方传统和中国传统分离开来讲，理由是，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性。这个情况当然存在，但是到了近代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是天翻地覆的不一样。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传到中国的“三大思潮”，尤其“五四”时期外国的三大思潮，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社会主义；虚无主义还要加一个“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一个是法国进口、一个是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进口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带有俄国色彩，个人主义则是尼采，德国浪漫主义，这些在中国传统中找不到老祖宗的思想都极具破坏性，也可以说是充满革命性的，完全没有中国本土的色彩。中国早期革命党比如“同盟会”之后的革命青年、五四青年，不再是“康梁”这一代博古通今的学者型变革家了，他们不再做学问，他们就是一腔热血，无法无天，厌恶旧世界的一批人，他们由“旧学”突然转身，接受一切最激进的新思想和新主义，和旧传统做最彻底的决裂，牺牲生命都无足惜。一般来讲，虚无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是无所畏惧的，早期革命党人具有既崇尚理想、又完全没有道德约束的双重人格……九十年代出过一本回忆录，作者郑超麟，托派，早期共产主义同盟的重要人物，他一辈子坐牢，在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了大半生，老人家劫后余生，九十多岁了居然还写了一本很厚的回忆录，国外先出版了，后来国内版本也出了，但是删掉了最有趣的一章，“恋爱与革命”，或者叫“恋爱与政治”。像蔡和森、向警予、彭述之这样一些人，早年家庭旧式教育非常好的人，二十年代他们跑到苏联，后来几乎过一种群居的两性生活，客气地说是多角恋爱，我们会奇怪她们怎么能做到如此彻底的决裂？包括瞿秋白、杨之华和丁玲……丁玲在1957年被姚文元批判，文章叫《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莎菲日记》是丁玲的早期作品，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最早的鼓吹性解放的“先声”，她本人在年轻时代的生活状况也大抵如此，她在她的个人生活中相当特立独行，无所顾忌。我特别对丁玲后来投向革命感兴趣，她如何会变成一个彻底的、不再后悔的革命者，与所有的传统决裂，然后投向延安的共产主义未来乌托邦，因为共产主义就是声称与所有的传统最彻底决裂的一种意识形态，创造一个新世界，同时创造一种社会主义“新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立四新”，其实是一个延续，一种二十世纪以来的“新的传统”，迷恋一个新的创造，相信自己能够无所不能。“五四”前后的左翼青年崇尚新潮，被各种激进思潮蛊惑。
今年是《新青年》创刊100年，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从此什么都要“新”，“唯新主义”，新青年、新中国、新时期、新常态，直到到现在还喜欢用“新”这个太陈旧的字，中国人迷恋“新”，这和国家很不相称，和传统很不相通……中国历史中，所有的改革，所有的“维新”，通常的做法一定要讲“托古改制”，一定要依托老祖宗的东西，所谓强调正统，合法性。西方也一样，像十七世纪欧洲的霍布斯和洛克，契约和自由宪政开山鼻祖，两个人的家庭信仰背景全是天主教，霍布斯《利维坦》都来自《旧约》里传说中的怪物，创立新说必须要有传统依托，中外都一样。康有为写《大同书》也依托先秦经典《礼记》，因为康梁维新失败，中国一路奔向激进的新道路，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全新未来计划，为了这个新的世界，没有历史可以参考，人们的行动就完全失去了约束，中国的所谓“妇女解放”完全没有前例，以国家力量，让女人干与男人一样的事情，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私有制可以剥削女人、欺负女人，但是绝不会让女人去做男人才能做的事情，成为制度化国家化的运动，那更是无法想象。这是对女人自然性的消灭，是对自然的蔑视，对造物主对自然安排的公然冒犯。中国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女人归来”，主题之一，是“爱，是不能忘记的”，是让女人重新回到女人，强调“女人性”反而是中国文学八十年代年代启蒙的主题，就是回到自然中，和男人们一起争得自由身份与自主…
弗洛伊德还是厉害，具有引人入胜的解释力，就像比利时侦探波洛在故事尾声揭开谋杀案件的始末，精神分析是一种可以无限自行繁衍的语言智力游戏，一种侦探或医生的长篇独白，福尔摩斯助手华生就是一位医生这不是巧合，八十年代初我曾经被两个人引诱，除了弗洛伊德另一个是萨特，谢天谢地我后来毫不可惜地把萨特除名了，最起码，弗洛伊德那一套方法即便陈旧仍然可以绰绰有余地把握分析萨特的小鸡肚肠，但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废话才真正是过时了…在艺术批评的激情发挥中与对艺术家个人研究的沉思中，没有弗洛伊德的影子站在书桌背后为我们暗中引路，避而不谈潜意识、创伤、压抑、代偿、遗忘与恋母情结将是多么大的错误；还有梦，一切关于梦的动力学与生物学，比喻、凝聚、替代、象征与这一切的综合：多元决定论取代了意志决定论…
将一幅画仅仅看作一幅画，将一幅画的全部线条色彩形状统统摄入眼睛，未必真正“看见”这幅画的画内音与画外音：所指，隐喻，情绪，叙事，无意识，象征，暗示…并非只有画家才能看懂另一个画家，事情往往就是那样不遂人意。作为阐释者的批评家介入对当代艺术的交流过程，目前依然稀缺，而不是过度。当代艺术评论尚且不足，这一稀缺资源同时也是艺术生产活动必须的重要资源，艺术不仅仅由艺术家劳动、物质材料和所有垫付的资本构成，还由后续的人力、空间与时间以及追加资本构成；而如果对批评家的阐释予以忽视，将损害交流的扩张和深入进而导致无形下降的交易效率，艺术批评与资本一样都是一种权力，艺术批评能对艺术的扩张达到某种难以估量的激励效果，就像合理的资本配置能够推动艺术的影响力。
文艺复兴之后的几百年，人们好像一直在执着地启蒙，同时也一直走入更深的蒙昧，即没有神引导的现代性启蒙…四百多年来，所谓上帝与世俗的大分离，一直被描述为世俗的胜利与个人解放的过程，却忘记了路德与加尔文的新教改革起的作用远远大于文艺复兴，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请注意那个梦想不只是政治性的，也不是审美性的，更是宗教性的…六十年代西方文化革命和的红五月总体上是一种倒退，却被艺术史与文化史标榜为所谓的反叛、解放与进步…
艺术家、作家和诗人的历史地位，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被过度神圣化了，审美的价值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的替代品…特别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居然会提出“以美学代替宗教”的浪漫主义主张，两千年之后也有将诗人与作家布罗茨基为例高举宗教的位置与政治对抗，在一个宗教信仰受到打压的国度标榜这种看法或许是权宜之计，但是客观上助长了缺乏信仰宗教的合理性，错误地把审美价值被“非道德化”，最后将艺术被伪宗教化。人们不得不把他们的精神世界交给那些诗人和画家们，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却傲慢的宣称，“艺术就是我的信仰”…
徐冰曾经发表过许多言论，时间地点不同，语境及针对问题不同，这里的讨论仅涉及这个发表文本，无关徐冰在其它地方表述的意见。该文本提出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四个缺陷，即“不具有先进思维能力、“并非是最有创造力的”、“不具有最敏感的认识”、“并不属于最深刻的一部分”。这个观察是非常犀利的，某种程度上我是十分认同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艺术家需要做到上述四点吗，哪怕只做到其中的两点或一点，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当代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