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3日上午，经过一天半时间的汇报和讨论，主题为“批评的生态”的2015•第九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落下了帷幕，今年的轮值主席为王端廷在会议结束时表示会议取得了预定得成果，那么事实上是怎样的呢？
对于批评家年会，有人说越来越像是“美协”开会，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的问题非常的温和，也有人从根本上质疑批评家的作用，认为他们的批评很多时候是为了获得“报酬”，很多时候批评是缺席和失语的，其实，对于这些问题，批评家年会有着清醒的认识，此次与会的41位（实到36位）批评家，分别从批评的伦理，批评与体制，“批评30年回顾”三个方面探讨了当下艺术批评所面临的实质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被本届轮值主席王端廷概括为：政治的钳制，商业的挟持和批评界的“窝里斗”，在他看来这三个方面是导致批评生态异常险恶的三个最重要因素。
关于主题“批评的生态”
本届年会主题为“批评的生态”，其实最早的时候年会的主题并不是这个，年会轮值主席王端廷表示，由于这几年美术批评事业遇到的新问题，美术批评自身和外部条件发生的新变化，他将主题定为“批评的反思”，在年会筹备会中经由年会委员会讨论，确定为“批评的生态”：“对于年会的筹备，主题的确定是轮值主席要做的第一件事。鉴于这几年美术批评事业遇到的新问题，美术批评自身和外部条件发生的新变化，本人最初提出的主题为‘批评的反思’。而在今年3月16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2015•第九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组委会筹备会’上，经由讨论，大家最终将本届年会的主题确定为‘批评的生态’，并拟定了四个分主题，分别是：1、批评的伦理，2、批评与体制，3、批评与文化传统，4、批评家与艺术家。应该说这一主题及其分主题的选定更具有针对性，讨论的目标也更明确。”
其实，本届年会主题的确定，有更加明确的事实依据，主要是去年7月发生在湖北神农架“中国行为艺术研讨会”期间的“段韩纠纷”及其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批评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年会轮值主席王端廷在讲述这段经过时表示：“‘段韩纠纷’的原委是这样的，青年批评家段君在‘中国行为艺术研讨会’上对整形医生韩啸的行为艺术提出批评，引起在场的韩啸的不满，会后从语言威胁演变为肢体冲突，最终升级为公安介入的司法案件，以致段君遭受9天监禁之灾。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发生如此尖锐的冲突，这在中国美术批评史上还找不到先例。本人愿意把‘段韩纠纷’看成是一个偶然事件，它应该归因于当事人韩啸的非正常性格和精神状态（据说他患有忧郁症），但是，此事件之所以发生，也是批评与艺术、批评界与艺术界关系异常的必然结果。”
由此引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批评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批评与艺术之间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是“有偿”批评的问题，批评自身的问题，比如何为艺术批评？何为艺术批评家？等等。针对最后的问题，本届年会学术支持彭锋在会议中也给出了解释，在他看来：“参照不同西方学者的观点，分别对批评和批评家作了重新界定。他认为艺术批评就是关于艺术品的话语。艺术批评是建立在艺术理论和艺术史基础之上的关于艺术作品的话语实践，以增进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为目的。而批评家则有三种类型，即介乎艺术爱好者与哲学家之间的批评家、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和自我批评的批评家。他进而提出了批评的三个标准，即通过理想批评家的权威形成标准、通过标准形成共识以及通过程序形成共识。他最后强调指出艺术批评必须具有三个条件，即第一、艺术批评首先必须是出自训练有素的批评家之手，而且是带有批评意图的写作的产物，第二、批评家必须熟悉批评的艺术家和艺术品，第三、批评家的批评必须通过同行的检验。”
在年会轮值主席王端廷看来，眼下的批评生态是十分恶劣的，他个人认为政治的钳制，商业的挟持和批评界内部的倾轧是导致批评生态异常险恶的三个因素。因此，他希望通过本届年会的讨论，不仅深刻认清影响批评生态的外部原因，而且认真反思导致批评生态恶化的内部因素；通过对三十年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历史的回顾，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集思广益，积极探寻改善批评生态的良策良方，努力推动中国艺术批评事业的健康发展。
批评的伦理、批评与体制与批评30年回顾
本届年会在主题“批评的生态”之下，还设置了批评的伦理、批评与体制与批评30年回顾三个分主题，与会批评家被分为三组进行专题讨论，在讨论中形成了很多的有趣尖锐的话题，比如在批评家皮力看来，批评是一个正在衰落的行业，批评家何桂彦在讨论时反问当代批评是否完成了现代主义的使命？在他看来80年代是中国艺术批评的黄金年代，但之后整个艺术批评并没有太大的发展，我们的方法论、知识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艺术批评也没有学科化的建设，这会导致后备批评力量的不足，此外，其他的批评家还讨论了批评的道德和操守问题，批评的有效传播性问题，自媒体时代、网络时代艺术批评的发展问题，不深入现场的臆想批评，假大空的批评，有批评家举例讲到，一些批评家在给艺术家撰写评论性文章时，通篇全是哲学或者美学专业术语，真正关于艺术家作品评论的只有几行，等等。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批评家杨小彦曾有尖锐的批判：“我们的艺术批评，往往只是一种猜测而已。尊重对象的合理猜测已经算是好的了，大部分的批评，很多时候，不客气地说，只是在自言自语，稍不留意，和胡说并没有多少区别。有意思的是，批评实践一直就是在这样的文风中进行的，批评者如此，被批评者反驳，大概也是如此，只要成文，八九不离十，五十步狂笑百步，百步又回骂五十步。批评面对作品，所以作品分析才格外重要。通过作品分析而延伸到外部，探讨艺术生产的现场规则与社会制度，结论才可能有相对真实的社会价值。不过，艺术批评的情形让人沮丧的是，即使批评没有贯彻这些原则，批评表面看来仍然像是批评，好像大家都心照不宣，内心有一个关于批评的框架，只是说不清楚，或者不说出来而已。在这里，框架的说法又一次提醒了我，有许多艺术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框架，而与批评对象无关，更和现场脱节。那么，这一框架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拆开来看，大概就是几种句法，和一堆相关的词组。我甚至异想天开，觉得完全可以在众多的艺术批评文本中寻找典型案例，对其中的句法和用词分别进行统计，再归纳一下，看他们是如何写作的。我发现，当大家都在使用几种熟悉的句法和一堆公共的哲学式的名词时，批评就会产生效用，人们会认为，这就是艺术批评。”
在会议结束之后，年会轮值主席王端廷对于分组讨论的结果做了概括和综述，他在总结时讲到：批评的伦理就是批评的道德行为，批评家应该坚守道德的底线，除了道德自律之外，还要设立规程。批评不能违背历史真相。文明史就是伦理史，批评伦理就是建立制约机制，包括义务与服从，应该用伦理的原则去创造更好的批评环境。在这样一个时代，做一个批评家就是做一个殉道者。批评应该是分析而不是定位评价。批评应该在清理史实的基础上，对艺术进行评价。要抛开成见分析艺术现象的前因后果，不能用派别代替对史实的分析。
批评与体制主要是批评和批评家应该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希望建立批评基金会扶持独立批评。目前从国际上看，批评呈衰落之势。中国当下的艺术批评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关于个人艺术家的批评比较多，而关于展览的批评比较欠缺。应该有对批评自身的批评。体制与江湖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体制内外的身份并不意味着批评立场独立性的有无。在批评泛化的时代，批评的有效性至关重要，社会需要的是有质量的批评。人们对批评的不满是对质量的不满，而是对批评本身的不满。批评应该是严谨的写作，公正性是批评的首要标准。
批评30年回顾主题的讨论中，大家对30年来不同时期艺术批评的不同关注话题和不同特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肯定了艺术批评在推动中国当代艺术进步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批评与艺术是共生共振的，批评起到了公众启蒙的作用，批评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建设性作用。对于批评的危机，既要看到外部条件的变化，应该从批评以及批评家自身找原因。有人指出，批评正在失去现场感和针对性，近年来批评文本的产量越来越低。应该加强批评的学科化建设，注意方法论和知识的更新，加强跨学科的交流。
关于“有偿”批评
除了上述的观点陈述之外，“有偿”批评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在本届年会开始之前，批评家王南溟在网络中喊话，希望批评家年会能够正面回应“坐台”批评问题，此外，本届年会在设置主题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段韩纠纷”，其中亦涉及到“有偿”批评的问题，因此，在会议期间，与会批评家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定的讨论。
关于“有偿”批评，在年会轮值主席王端廷看来是一种契约精神，他在谈论到这个问题时表示：“一般说来，艺术家花钱请批评家撰写评论文章或出席展览研讨会，批评家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这是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公平交易，作为一种契约，它得到了当事双方的认可。问题在于，批评家作为艺术价值的评判者，他们需要面对的不只是艺术家，还有艺术欣赏者和消费者，也就是观众和收藏家。从根本意义上说，批评家应该是艺术家与收藏家之间的裁判员，而客观性和公正性是裁判员需要遵守的首要律条。”
当然，任何问题都有很多的面，当下“有偿”批评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最关键的是批评家的自律，批评家杨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所谓‘坐台批评家’，原是王南溟先生杜撰的一个词，特指带有雇佣关系的评论活动。在今天艺术市场极为繁荣的背景下，这种现象非常普遍，风气已弥漫于整个业界。对此，批评家们确实应该有所反省，切不可认钱为亲，毫无原则、毫无立场地坐台，以毁自己形象。但是，因噎废食，就此不再参与艺术活动的现场，也断不可取。毕竟艺术批评是艺术创造的一部分，依附着艺术家的活动，需要经常出场，也免不了坐台。而在此过程中，按劳取酬，也是合情合理，只要不是牵强附会。事实上，现在的批评家早已经分化多元，不能要求所有批评家都是法官，因为有的可能是注重批评，而有的则倾向于评论和分析，还有的甚至已经转到了展览策划中，实际上是既有法官，也有律师。所以，不同角色，应该以不同的要求对待。我的看法是，如何在社会角色中完成自我的精神确认，将知与行统一起来，比坐不坐台的问题更为重要。”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在杨卫看来首先是批评的独立性：“在一个经济社会，假如经济不独立，批评是不可能独立的。而批评家的职业，又不可能直接创造财富，至少在中国，低廉的稿费制度无法提供生活保障，故而，只能依存于艺术家和作品。尤其是像我们这些没有公职的职业批评家，失去了艺术的现场，几乎就失去了生活来源。所以，不得不兼顾一些评论工作，参与一些策展活动。这是一个悖论，既要受雇于人，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此矛盾又如何解决呢?我的经验是，应该有所取舍。不要面面俱到，眉毛胡子都想抓，而应该去掉某些应酬，避轻就重，按照自己的理论线索去做事。这样至少可以守住批评的底线，自圆其说。”
在批评家高岭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仅仅需要批评家自身自律，更需要整个批评生态的正常：“是谁造成了存在着的艺术批评的缺席和失语?仅仅是艺术批评家自己被市场、资本和人情所左右而丧失了自己吗?始终客观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的艺术批评仅仅是因为其承担者批评家的主观原因而缺席或失语吗?难道艺术完整链条中的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其他环节因素与此现象的存在毫无干系?最近发生在某位青年艺术批评家和某位所谓‘行为艺术家’之间广为人知的争斗和纠纷，不正反映出客观、公正和尖锐但却真诚的艺术批评在今天所面临的处境和挑战吗?一方面，人们煞有介事地呼吁负责任的艺术批评，另一方面，人们却容不得针对每个具体的人的批评，哪怕这批评是建设性的。这种对艺术批评横加指责甚至恐吓威胁的行径其实并不少，只是暴露出来和公开化的鲜少罢了。试问，有多少组织、机构和个人，对艺术批评采取开放、包容、支持和尊敬的态度，而不是视其为一种不得已的点缀?人们在抱怨艺术批评缺席的同时，自己是否就是这种缺席的制造者、怂恿者和纵容者呢?”
批评家贾方舟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表示，不是不可以收取稿费，关键是批评家太容易受资本的左右，作为批评家首先要对自己的文章负责，要自重，为自己的文字负责，当下对于批评界的批评主要是对于批评质量的不满，所以作为批评家要做好自律。
民间组织的生存困境
批评家年会作为一个民间性的学术组织，自成立之初就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便是如何持续有效的发展下午，今年是第九届，在此之前，年会曾辗转北京、成都、西安、苏州等地，对于场地的变换年会曾经表示是为了它避免总在一个地方使大家产生疲倦，然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民间性组织缺乏资金的支持。
美术批评在当下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然而最大的问题如同当代艺术一样，它始终处在边缘的位置，想要获得政策性支持非常的困难，只能借助于民间的力量，对于本届年会的举办，年会轮值主席王端廷在开幕式表示：“在这个巨变的年代，在许多民办机构如晨露般短命，甚至一些官办机构及其项目也成为‘烂尾工程’的情况下，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这样一个民间学术活动能连续举办九届，且仍呈蓬勃兴旺之势，应该算是一个奇迹。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长盛不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对这一学术事业的支持是一个重要条件。为此，作为本届批评家年会轮值主席，我首先要向主办本届年会的北京中艺美术馆，向协办本届年会的中艺雅集（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北京晋商博物馆和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衷心的感谢！正是由于有像武军先生这样热爱艺术、热心学术、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的鼎立支持，才使得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下任批评家年会轮值主席杨卫表示，第十届年会可能会在青岛举办，但目前还不能确定下来，从他内心来说，他更希望在北京举办，因为明年是第十届，十年前从北京开始，十年后再回到北京做一次总结。
批评家年会从建立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希望借助集体的来推动中国美术批评的健康发展，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艺术生态中，如何保持批评的客观公正与独立姿态，一直是众多批评家努力的方向，年会从官方体制中摆脱出来，以民间方式聚集力量，一方面对抗国内美协系统的话语垄断，另一方面也是从西方的强势话语中争取话语权，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给中国当代艺术的自由生长创造理论条件，通过对艺术批评自身的建设，来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体系。
虽然现在它还有很多的问题，但从年会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批评家们对于批评自身的认识和批评，这种自我反思的能力非常的重要，希望中国艺术批评家年会在之后能够越来越好，在对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监督和推动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