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得再低我也不关心
南方周末：别人以《大批判》定义你，让你感到了厌倦？
王广义：有一点儿。一件作品太家喻户晓了，会很有问题。我最初创作的时候当然希望人们接受它，但当它被接受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发现它已经走向相反方向了，人们已不大关心或清楚作为艺术家我的思想是什么。我知道有的事情是不能逆转了，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慢慢做我的作品，慢慢呈现我的思想。
南方周末：你的《大批判》经常会被人拿来批判，你觉得这是否跟作品在商业上太成功也有关系？
王广义：是，人们太关心这个问题了，关心这种问题的热衷倒有点像下岗工人关心白菜价格涨了没涨。一些自以为是艺术界的人，其实关心的问题跟艺术没有什么关系。
南方周末：你关心自己的价格吗？
王广义：不关心。
南方周末：最近香港索斯比拍卖你的三幅作品流拍，你也不关心吗？
王广义：你很怀疑，那我可以反问你，我为什么关心呢？它和我无关，拍卖价格我觉得已经属于人类的经济生活的问题，和艺术作品的精神价值已经无关了。拍卖行情不好，让大家冷静一下也是好事，可以让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浮现，否则谁价格高谁就重要，那价值观就乱了。
南方周末：当钱赚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在艺术圈里越来越孤独？
王广义：那倒也并不一定，我知道有些孤独是自我假设的产物，其实一切都是被放大的。包括某件事情别人在攻击你，你觉得很重要，其实也是因为通过别人描述被夸大了，事实上大家都在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南方周末：你还是会常常给自己打打预防针。
王广义：也不是预防针，只是我知道艺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同时如果艺术跟思想无关，它变成了装饰品，变成了股票，变成了钱，我可能不会做这件事情。
南方周末：在1989年现代艺术展之后，你第一次把画卖掉，拿到一万块钱的时候特别激动，很多人会经常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王广义：如果人们更把它作为一个具有正面色彩的话题来描述，那该多好，但是恰恰没有。那不是我想要的，当我们很轻松地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它的性质就变了。那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就像一个人刚上班第一次拿工资一样。
南方周末：能赚到比以前不知道多出多少倍的钱，王广义还是从前那个王广义吗？
王广义：是。我可以很明确回答我还是原来的我，但媒体是不给艺术家这个机会的。咱们采访时间如果设定为一个小时的话，60%的时间还是谈那些话题。这是社会情境的问题，我跟你都逃离不出情境。一件艺术品，老百姓想破天了也就一两万块钱，但是现在已经是过百万、千万的事情，这就是一种情境。
南方周末：我关心的是，物质对人的内心会不会产生重大的改变？
王广义：我认为是不会的，但是更大多数的人认为会改变，这是中国艺术界的现状。包括中国艺术界很出色的批评家，他们也会被情境左右，也会想象这个事情。公共的逻辑是，在这个情境中某一人谈艺术和思想，更多的人都不信，这是挺可怕的。艺术界确实挺不单纯的，不单纯到了化境。
王广义在伦敦路易斯画廊准备着他的个展《冷战美学》。
那些被《大批判》光辉遮蔽的事
南方周末：《大批判》你是1990年开始创作的，你说90年代末你已经开始感觉厌倦，所以说厌倦了之后你还进行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有决心把它终止掉？
王广义：这样说更准确：我是厌倦单一性，我想用丰富的可能性来激活这个思想，让这条线索更丰富。大批判只是我思想线索中的支流。
南方周末：那你现在有多大程度的精力来给这个支流？
王广义：我90%的精力在做新作品，事实上我现在我用很小部分时间在做平面作品，这些平面作品实际上已经和《大批判》很不一样，外在形式看有相似性，内在的思想逻辑完全变了，比如我不再用商标，而只出现特别中性的标语，艺术与种族、艺术与国家，艺术与信仰等。
南方周末：《大批判》停不下来，可能有些人认为是商业利益让复制自己难以终止。
王广义：我觉得还是不可混为一谈。2002年一个美国记者也问了我这个问题，我问他如果我只画一张《大批判》，你还会不远万里来采访我吗？从观念上而言，如果我画一张《大批判》，从绝对意义上，它的观念已经完成了，就像杜尚把小便池放到美术馆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的一生结束了，这是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作品，无论我做什么也没有意义了。杜尚这样做因为这个作品的观念太绝对了，但绘画不具有绝对性。绘画需要一个漫长的认知的过程。几百件作品其实本质上是一件作品。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统计过你到现在画了多少张《大批判》？
王广义：我没有具体统计过，比较大的一百多张应该没问题。其实从1989年开始，几乎我是和《大批判》同时做了很多装置作品，你看展览也知道。只是这些事情都是被《大批判》的光辉遮蔽掉了。
南方周末：有人曾经在网上隐晦地说，你们这批比较成功的人有些在雇人画画。你听到过这种说法吗？
王广义：听到过，我从来不这样做，我从来不做的原因是我享受工作的乐趣。另外我的作品太简单了，恰恰别人是没有办法帮你的。
南方周末：你会在艺术生涯中一直做“大批判”吗？
王广义：大批判是一种思想,思想是具有永恒性的。
在何香凝美术馆一个展厅里，整整齐齐趴着三十多个红男绿女，躲避着背后幕布上的核爆炸。这个录像装置作品叫《恐惧状态下的人群》，跟《大批判》一样，让人联想到熟悉的历史和政治。 图片均由王广义提供
“毛泽东”帮我开门
南方周末：你父亲是东北的铁路工人，你也是在铁道边长大的，你的思想是否受早年生活的影响？
王广义：我觉得我小时候所经历的一切都构成了社会主义视觉经验，因为我所看到的中国人最普通的图像——墙上贴的大字报、标语，学校黑板报画的东西，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与这些图像们相关，我的艺术是借助人民之手来完成的，我没有创造过任何东西，我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大批判》，是《唯物主义者》，还是我最新的作品《冷战美学》，都是人民创造的。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很幸运出生在那个时代？
王广义：是。我所称之为好的那个时代，是我成为艺术家之后，我才深刻地意识到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南方周末：你在美术学院毕业之后一开始所作的创作和你现在所作的创作联系不是很大，怎么慢慢找到自己的语言的？
王广义：从美术学院毕业，我最早画的是北方的荒漠的土地，“八五新潮”让我开始考虑艺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那时我更多的是想找到一种艺术和艺术史的关系。当然现在看来它属于一种二手经验，是一个读书的产物。八九现代艺术大展里的《毛泽东AO》，在我的艺术当中是一个里程碑作品，从那个作品开始，我发现艺术必须跟艺术家生活的一手的环境现实有关。“毛泽东”这件作品帮我打开了这扇门。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毛泽东对你的影响，说你依然崇敬他。
王广义：对，我今天依然如此。我崇敬的是毛要改变世界的决心，我觉得毛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实现理想的途中有很多问题，那是另外层面的问题。
南方周末：你的“毛泽东”有没有直接受到安迪·沃霍尔的影响？
王广义：之后过了三年，我去威尼斯双年展，先去的巴黎，看了沃霍尔的展览，我才看到他关于毛的作品，其实不是一件作品，整个一个房间都是毛，特别像墙纸。
南方周末：你当时回答学生提问，人家问你为什么毛泽东要画三幅。你说，画了第一幅还想画，就画了第二幅，画了第二幅还想画，就画了三幅。
王广义：这是玩笑的回答，也有人理解为这是王广义最有禅宗色彩的回答。我回答的恰恰是极其真实的，从艺术的角度上说，实际上就是一种波普精神，波普精神当时可能我不清楚，后来明白波普艺术强调的是“重复就是力量”。实际上“毛泽东”这件作品是我描述了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和我成长相关的神话，“毛泽东”之后我创作了《大批判》，描述了一个人民的神话。
南方周末：《冷战美学》已经开始被认可了吗？批评家接受你新的转变吗？
王广义：没那么复杂,其实作品就是给几个人看的，要说给圈子看，都有点假。做完作品把几个朋友叫到工作室来，他们一进来，在目光停顿的几秒钟之内，艺术家就知道自己的作品好不好，社会再怎么描述其实就已经不重要了。
红色人造毛做成的《VISA》，有人从中读出了国家权力审查者的“阴谋”。
全社会都在侮辱“艺术”
南方周末：你现在做的一系列冷战的作品，是对当今世界的一个影射吗？
王广义：冷战这件事，我们假设出很多敌人，假设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事实上这件事情没有在事实中发生，其实这是最恐怖的……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我不能说得很清楚，艺术家无论怎么回答，一定会偏离这件事情可能的意义。
南方周末：按你现在的做法，这个展览有点像一个冷战博物馆。
王广义：我真的想做这个。我想做一个关于冷战教育的展览，做得不像艺术，是我近期创作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老师领着小学生去看，说防空洞是怎么回事儿，在战争爆发时要怎么躲，我愿意以这种形式来还原艺术尊严，还原艺术家的尊严。而不是说，这是知名艺术家谁谁，他怎样怎样，他很有钱。这种话语太侮辱了，全社会都在侮辱艺术这个词汇，我想唤起全社会对艺术这个词的敬意。当然我知道很难，但是我努力想做到。
南方周末：现在艺术界确实变成了名利场，你看看每一个展览……
王广义：就跟庙会似的，像卖烧饼的、卖火烧的……基本是这样，当然艺术繁荣是一个事实，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这种代价是把人民的心弄乱了……如果是人民的话也就算了，可以慢慢弄，但是连艺术领域的人的心也乱了，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
南方周末：比起八五新潮那时候穷哥们打天下的感觉，确实变得复杂了。
王广义：现在不管我说啥，别人心里都可能涌现一个词：作秀。你把钱揣兜里还谈这个？如果都这样想的话，那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南方周末：你会委屈吗？
王广义：我倒没有什么委屈，我认为这是代价。不能说一个艺术家干得好了，有名了，就能让所有人觉得好，这是不对的。如果这些都不能承受，我还混什么？
【编辑：贾娴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