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胡润还是福布斯合同雇员的时候，收入水平肯定和我一样，属于中产阶层。像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谈论奢侈消费，就如樵夫们互相讨论皇帝砍柴是不是用金刀一样，其实还是个樵夫圈子里的话题。即使某位樵夫暴发了，真的打造了一把金刀，镶满钻石，每天珠光闪闪扛着上山晃荡一圈，他赚足的也不过是樵夫圈子里的面子。别的樵夫看了可能嫉妒得要死，可能跟风模仿掀起金刀热，但真正的皇亲贵族，却并不会受其影响。胡润新公布的所谓“新贵族消费门槛”，大抵也是如此，是用来刺激有钱的樵夫们、试图影响他们的消费口味的。
决定一个人是否富豪，本来是一项简单的小学算术题：看他有多少钱即可。美国法律甚至根据这个原则，对一个人是否属于“富人”有明确的规定。当然这个法律术语不叫“富人”，叫“高素质投资人（accreditinvestor）”，其门槛为个人可支配资产（不包括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在100万美元以上。而坊间流行的一种说法，则把个人可支配资产在2000万美元以上的称为“超级富豪”。一句话，一个人只要有足够多的钱，他（她）就是富人。至于这钱怎么消费，完全是个无关的题目。哪怕这人住着危房，穿着补丁衣服，把钱全换成金条埋在床底下，他（她）也还是富人。
所以，一旦引入“消费口味”话题，就意味着我们不仅用物质指标，还要用品位指标来重新衡量富人，而后者本质上是精神层面的。奢侈消费本就是一种以精致为核心的文化，并非单纯以物质价格来做标杆。如果价格等于奢侈，则樵夫在砍柴刀上镶满钻石，岂不也就变成了奢侈品？盲目罗列一堆高价消费品，宣称它们就是新贵族们的样板，这种做法完全背离了奢侈消费的精致精神，也就和所谓“贵族”二字彻底无缘。
胡润制定的这个所谓“新贵族消费门槛”，正是这样粗糙而缺乏品位的。我这里不是说他列举的那些商品本身没有品位，而是说他的罗列行为无趣之极，甚至把有品位的商品也变得没品位了。比如说他罗列了名品钢琴、沙发和餐桌等室内装饰，甚至不忘了加上一只鱼缸，却连卧具都没有，难道超级富豪们是不睡觉的吗，还是说因为没有卧具厂商肯赞助胡润的这个商品名录？又比如说，他为富豪们配置了4台车和3款手表，却连无论内衣还是外衣、正装还是睡衣、运动服还是晚礼服的一套衣服都没有，难道富豪们都是喜欢光着身子戴上手表开跑车在马路上“裸奔”的吗，还是仅仅因为没有服装名品愿意掏赞助费？至于娱乐文化、度假和子女教育等即使像我这样的中产阶层也会慷慨花费的项目，居然在富豪消费门槛中付诸阙如，更不要说像环保型消费、慈善捐赠等更为品位高尚的开支了。
稍微了解一下前因后果就会发现，胡润这个所谓的“消费门槛”，其实是从他稍早（约20天前）发布的一个“奢侈品消费指数（CPI）”里抽取出来的。编制奢侈品CPI，本来也是一桩有意义的事业，可以衡量高收入人群生活负担上升的情况，还可以间接反映贫富分化情况。可惜的是，这个奢侈品消费指数，本身就先天不足，编制得非常草率。例如，它甚至丝毫没有区别房产消费等长期消费和服装、护肤等经常性消费，而把它们简单地进行算术平均。我不知道是什么动机，让胡润在发布奢侈品消费指数的3周后，突然从其列表中相当无厘头地抽取出一些项目，拼凑出了这么一个驴唇不对马嘴的“新贵族消费门槛”。难道就是为了炒作？
老实说，我对胡润这一漫不经心的做法无法释怀。“上流社会”这个字眼，本来应当蕴涵受人尊敬的意味。在时代更替、传统贵族走向没落期间，一些旧贵族常常会因为固守过时的繁文缛节，而让“上流社会”成为被嘲笑对象。但这并不是健康社会的常态。在今天的文明社会中，哪怕是那些属于时代遗产的传统贵族，例如英国的王室，也依旧以其精致、优雅和尊严的生活方式，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更不要说现代商业社会在过去一两百年里，也已经发展出了适应商业社会的新的上流文化。一个健康的上流社会，它的奢侈消费，其意义绝不是靠金钱数量的庞大来让普通社会大众望而却步、无法模仿，而恰恰相反，是要通过树立健康生活方式的标杆，来逐步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事实上，今天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文明礼仪，包括最简单的文明礼貌用语，都是来自昔日贵族们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已经和历史上的绅士传统相割裂。缺乏一个行为端方、品位高雅、广受普通大众尊敬和信赖的上流阶层，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痛楚之一。当精英阶层们不再在乎维护自己的高尚尊严，转为公开地、毫无耻辱感地追求樵夫金刀式的物质快感，普通大众就有了一切正当的理由，转向《水浒》式的草根道德。诸如胡润新贵族消费榜之类的砍柴金刀，它们的恶果就是，会一点点地砍掉真正的上流阶层在中国的成长根基，也就销蚀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石。
【编辑:叶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