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林：扮演艺术家的画廊主

冷林，1965年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5年创办北京公社，并同其他四位艺术家组成当代艺术小组“政治纯形式办公室”。2008年加入佩斯并担任同年创立的佩斯北京画廊总裁，及佩斯画廊合伙人。2014年任佩斯香港总裁，负责佩斯亚太地区运营。
 
从北京公社2004年筹备迄今已经走过十个年头；自2005年的第一个展览《现实主义游戏》算起共做过48个展览；十年间与逾33位（组）艺术家建立了合作，而它代理的青年艺术家多已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十年在即，我们专访了它的创办者冷林。 

 
99艺术网：您在90年代就是重要的评论家、策展人，但是2002年从德国回来后却说自己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当时是怎样一种状况？
 
冷林：1997年我去了伦敦，2000年去德国，直到2002年底回国，当时北京已经有了798艺术区、也有东京画廊等第一批经营展示当代艺术的机构。在我出国之前，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还是处于地下、半地下的状态，到我2002年回来后就开始逐渐公开化，并且伴随着很明确的一个朝向市场的发展趋向。而我在国外生活的两年时间正好和国内的这个变化过程相错过，所以当我回来之后，第一感觉并不是特别适应，感到机会也许很多，但似乎没有我的位置。因为对我而言，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和熟悉度还是停留在九十年代那十年，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还只是在一个很小、很封闭的圈子里存在，当它公开化以后，艺术展览出现的数量、频率一下就变得非常高，来自各个行业背景的人都开始加入到这个游戏中来，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也开始出现、活跃。因此在我刚回国的那一二年，我可能是并不太适应的，需要重新认识和投入到新的变化当中。  
99艺术网：是什么样的展览项目来实现你的那些理想？是否这也决定了“北京公社”的调性？
 
冷林：我自己操办的第一个展览是2005年的“新现实主义”，这个展览综合了我从九十年代就开始思考的一些问题，比如过去的现实主义艺术在今天的变化与发展，如何展现它与今天的联系等等。在做这第一个展览的时候，我过去的职业理想就浮现了，几乎没有考虑到生存的问题。这个展览做了以后，反响还不错。我也得到了以前交往的很多朋友的大量帮助，本身这个画廊的空间是在艺术家的帮助下找到的，我做的第一个展览也是艺术家以参与或者资助的方式来帮助我，我很感激。其中也有一些以前交往的生意领域的热心人的帮助，比如展览的开幕式就是美国诺顿软件的总裁赞助的；他当时因为一个国际会议来到北京，北京公社当时是个很小的画廊，但在开幕式的时候他本人也来了，表示鼓励。另外还有一些个别收藏家用资金来帮助我。我想可能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能够收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朋友和同行的帮助，我到现在都非常感激他们。
 
做了第一个展览以后，大家觉得还不错，我也受到了鼓舞，加上理想的职业惯性，又开始了下一步更大的冒险。我做的第二个展览包括了摄影、录像、和装置艺术，第三个项目是我们五名艺术家组成的“政纯办”小组，首展叫“只有一面墙”，这是我们小组当时的第一次亮相。 开幕那天，我们还发布了一个宣言，当时澳大利亚Artspace的总监也来了，第二年就把我们小组请到澳大利亚的Artspace做展览。这些活动跟商业都没有太大关系，但都挺重要的，它们展现了我在过去几年中的思考。 我在自己的展览前言或者评论文章中也一直有意识地去编织一些概括性的词汇或者关键词，然后一步步地通过小展览的方式让这些认识更加丰满，得到呈现的机会。我做的第四个项目是策划了张大力的个展“第二历史”，后来这个项目被选入到MoMA展示，并作为丹麦馆的项目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
 
这些就是我开始办画廊时的状况，随之而来的，是我很快就面临了巨大的压力，那时很多韩国画廊或者西方画廊开始进驻北京，它们规模巨大，对北京公社的发展也难免造成一定压力。所以公社也开始想方设法代理艺术家，而不再将全部精力投放在这种琐碎的项目上。对一个画廊而言，艺术家队伍的建设非常重要，而当画廊自己的艺术家队伍建立起来的时候，必然会面临跟海外画廊的竞争。 99艺术网：北京公社最初的一些项目艺术家都是大咖，代理的事情是不是跟后来的年轻艺术家关系多一些？
 
冷林：因为我是从九十年代过来的，在八十年代念书期间就写文章关心现代艺术的发展，所以我对同辈和上一辈都很熟悉，而他们也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获得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称为第一辈的艺术家。所以我的画廊的起点是从这儿开始的。但到2007年以后，我看到了一些新的变化，开始希望能够吸引到一批年轻的艺术家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到我的画廊里来，当时小刘偉就是最年轻的艺术家，我是他的第一个代理人。开始普遍代理年轻艺术家，则是到我加入佩斯以后，那时我把经营了十几年的艺术家从北京公社挪到了佩斯北京，作为佩斯的一个基础，希望这些艺术家能够在更国际化的环境中体现价值。而北京公社则开始向更年轻的一代艺术家发展，到他们中间去寻找文化动力。 这个时期很重要的年轻艺术家就是王光乐，当然我跟他也很早就认识了，只是在北京公社转型的时候才开始跟他合作。 公社后来又陆陆续续做了一些年轻艺术家的群展。当然现在这些艺术家们也不再年轻了，但是永远会有更年轻的一代出现，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个如何往下发展的问题。  
99艺术网：刚刚结束的宋拓的展览，还有上一个谢墨凛的展览，他们的创作已经和刘偉、王光乐有很明显的不同的美学追求，可能是85后更年轻的一批艺术家在出现，您怎么判断这部分艺术家？
 
冷林：因为我过去的节奏是比较慢的，在九十年代那种基本没有机会的环境里，我可以做充分的研究和观察，再去下判断。 但今天不允许了，一切都发展太快，必须广泛、快速地去捕捉，画廊则要像土壤一样让艺术家在里面成长。 所以我现在的速度相对比以前快一些（尽管可能还是比别人慢），也会在一定时候再去做判断。

 
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抽象的展览，来集中阐释“上一代”的一批年轻艺术家，诸如王光乐、胡晓媛、仇晓飞、梁远苇、谢墨凛、尚一心等。我还是将他们的实践放在现实主义之后这么一个特定的阶段来看待。 至于更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代表如马秋莎，她虽然出来比较早，其实也算更年轻的一辈的，赵要、宋拓、陆扬就更加年轻了。我每次跟新的艺术家交流，对自己来说也是在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但一切发展都还是需要时间，我们自己也需要时间去消化、去吸收、去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