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样笔法，双色人生
阿尔小镇的梵高与高更
8月21日，埃及政府官员宣布：首都开罗马哈茂德·哈利勒博物馆收藏的梵高作品《罂粟花》被盗，这幅作品估价超过5000万美元。梵高的另一幅作品《阿尔的舞厅》，作为法国国宝正在上海世博会上展出，它见证了梵高和高更之间的友谊，是两人为数不多的合作作品。画作的主题是他们经常光顾的一家舞厅的一个节日之夜。晃眼的金黄色块，诡异的靛蓝色块，色彩纯粹，气氛热闹，强烈的反差让空间具有饱和感，烘托出一种奇特、令人不安而又充满迷幻色彩的美。画中右侧的女性形象，一下子便抓住观众的视线，传递出一种不安的情绪。透过这潜藏的不安，人们似乎可以读出画家内心的剑拔弩张。
自1888年10月24日开始，梵高与高更在法国一个叫阿尔的小镇一起度过了62天。作为纯粹的艺术家，两人希望抛弃一切，给世界留下“一份新艺术的遗嘱”。然而由于性格差异，加上作画方式不同，他们共同度过的日子里充满惊心动魄。就在《阿尔的舞厅》完成后不久，梵高在与高更的争执中陷入疯狂而拔刀相向，最后又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另一说梵高的耳朵被高更砍下)。《阿尔的舞厅》这幅代表多重创作风格的画作也因此多了一些戏剧色彩。
艺术之路以失恋开始
1853年梵高出生于荷兰南部的布拉邦特。虽然父亲只是一个新教牧师，但梵高家族在荷兰却是赫赫有名：一个叔叔是荷兰海军的最高指挥官；另外三个叔叔都是画商，控制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画店——古比尔画廊一半以上的股权。在梵高16岁那年，没有子嗣的文森特叔叔安排他进了古比尔画廊的海牙分店当店员，后来又调往伦敦分店。在那里，20岁的梵高发了昏地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厄休拉——一个已经订了婚的姑娘。这场失败的初恋使得梵高全无工作状态，失去了这个对他意义重大的工作，失魂落魄地回到荷兰。
考大学失败之后，他想成为一个正规牧师的希望也破灭了。只能接受一个非正规的教职，去最穷的矿区担任教士，每月只有可怜的50法郎。即便是这样一个工作，最后也丢掉了。再次回到父母身边的梵高，又灾难性地爱上了丧偶不久的表姐凯·福斯。这场不体面的单恋，让亲戚们感到厌恶和难堪。从此，他不再是家人眼中的宠儿，而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让家庭蒙羞的人。家人对他的这种态度，刺激了梵高得到他人承认的渴望。
1882年，不到29岁的梵高，前往海牙开始学习绘画，他决心成为一个职业画家。
四年后，梵高来到巴黎与弟弟提奥住在一起，开始接触印象派绘画。他和提奥一样，都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蒙蒂切利的忠实拥趸。梵高此后的作品几乎总是把油彩涂得很厚，就是受了蒙蒂切利的影响。他说：“蒙蒂切利教会了我用色。”在提奥的引荐下，梵高很快就与毕沙罗、西涅克、劳特累克等人成为好朋友。1887年冬天，梵高认识了高更。
高更比梵高大五岁，外曾祖父是个秘鲁人，自幼家境富裕，童年在利马度过，年轻时当海员周游过世界。这种经历使他终身迷恋南太平洋岛屿，他身上也透着一股“高贵的野蛮人”的气质。
1883年，高更迷上了绘画。他不顾妻子的反对而放弃了收入颇丰的证券经纪人的工作，师从毕沙罗，学习印象派绘画。与梵高不同的是，他非常不喜欢新印象派的点彩法，称那是“外行的小药剂师们的把戏”。他的早期绘画深受毕沙罗的影响，在形与色两方面达到很好的平衡，但还称不上有什么个人特点。
1887年，高更去了一次马提尼克岛，他对大洋洲的土著文化进行了掠夺式的“借鉴”。他说：“我在那里发现了野性和原始的状态。当我的木鞋敲着它的花岗岩时，我听到了沉闷、有力的声音。我要在画中努力表现这种声音。”他的目标与梵高的“表现自我”有着根本的不同。高更所追求的效果，是让别人对他的画产生意在画外的“通感”。这就要求他的画必须具备暗示性和象征性。
梵高与高更人生经历差别很大，画风也有很大不同，但两人都处在强烈求新求变的心理状态中，1887年11月，二位大师级画家在巴黎画廊相遇，一见如故。梵高真心地称赞高更的画“极富诗意”，高更则在欣赏梵高“对于艺术的热情”之余，还有另一层功利的考虑：梵高的弟弟提奥在巴黎开画廊，可以为他的作品做推介和销售。
此后，高更就回到布里塔尼去了。梵高的心中则装满了对法国南部明媚阳光的向往。1888年2月20日，梵高搭火车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小镇。
“我有把握把我的作品给高更看”
在阿尔，每天早晨天不亮，梵高就外出寻找吸引他的地方开始画画。傍晚，他带着一张完成的油画回家。晚饭后，直接上床睡觉，什么也不想。梵高用三个月的时间共画了190幅作品，几乎是他在巴黎两年时间所画的总和。在阿尔，梵高的才能完全表露出来，梵高风格的形成，恰恰就在这时候。
梵高南下阿尔，与高更密切相关。后者远涉重洋历险南美马提尼克，带回12幅夺目油画，对梵高显然是一种激励；另一方面，梵高一直热情憧憬建立“南方画室”，他幻想着画家们通力合作，共同绘画，切磋技法，高更被梵高视为这个团体的理想领头人。到达阿尔之后不久，梵高即紧锣密鼓地与提奥商议，策划高更的阿尔之行。
恰巧，此时的高更疾病缠身，穷困潦倒，在布列塔尼半岛上陷入了困境。1888年6月5日，高更40岁生日的前两天，几乎一文不名的他收到了梵高寄来的一份正式邀请函，附加50法郎的路费。虚荣心极强的高更一直拖到6月底才表示，接受梵高的邀请，但是行期不能确定。
在这些日子里，梵高灵感继续如泉涌出，下笔如获天助，后来传世的一系列“向日葵”作品，都是那些日子画来装饰房子的作品。8月中旬，高更终于下定了赴阿尔的决心。高更给已离异的妻子写信说，他只打算在那里“和另外一个画家一起住上大约6个月，那人为我提供食宿，条件是用我的画交换”。
10月初，在梵高的建议下，两人交换了各自的自画像。梵高的是一张单纯朴素的作品。他头发剪得很短，瘦骨嶙峋的脸上，紧张的眼神不确定地瞪视着远方。在给友人的信中，梵高说，他觉得自己在这张画上像一个佛教和尚。高更在把自己的画像送给梵高前，先用他惯常的自大口气，在写给梵高的一封信里描述自己的自画像：“一张亡命之徒的脸，衣衫褴褛，但是像冉阿让(小说《悲惨世界》的男主角)那样有力，内心仁慈、高贵??眼睛里火山一样的热情透露出一个艺术家灵魂的面貌。”不过，梵高在这张画上看见的并不是这样一个高更，他眼中的高更充满着过度的悲观和焦虑：“高更的画像告诉我，他是没办法长此以往的。”
高更快要来了，梵高更加努力地投入创作，常常从早到晚不停息地画，希望自己能有尽可能多的作品可以给高更看。在梵高内心，他把高更当成了自己的老师。但是，他也希望在自己接受高更的指导以前，向高更显现自己的创作能力。他写信告诉提奥：“我有把握把我的作品给高更看，这点使我觉得很自豪。”这段时间里，梵高创作了《黄房子》、《卧室》和《诗人的花园》等伟大作品。
两位大师的合作经典——《阿尔的舞厅》
1888年10月24日，高更在提奥的资助下，终于来到阿尔。热情如火的梵高在高更到达的第二天，就把他拉到外面去画风景。这一天，梵高画了《老紫杉》，用的是他一贯的激烈、杂乱的笔触。高更则不然，他画的《阿尔农场》，题材虽然来自梵高的提议，但使用的几乎完全是塞尚的技法，审慎布局，笔触严谨之中透出灵巧。
对于彼此的真实想法，二人内心其实心照不宣。梵高清楚高更南下是为了“生计”和“出名”。高更也了解梵高的古怪个性，知道长期相处的困难。梵高出于对“南方画室”的渴望，也因为高更的自身魅力，希望至少合作一年以上，届时“南方画室”必然引人注目，即便高更离去，别的艺术家也会前来加盟。
高更虽然自负、虚荣、傲慢，但任何时候都头脑清醒，对利害关系十分了然。初到阿尔，他采取了小心翼翼的观望态度，十分注意与不谙事理的梵高协调关系。高更不仅绝不显露任何不适之感，在绘画问题上也不轻易发表不同意见，尽管他对梵高所采用的厚涂法十分反感。
最初的三周，一切都那么完美。两人共同散步，共同作画，描绘共同题材。即便有分歧，也只表现为理论上的探讨。在创作上，二人互相渗透，互为借鉴。高更在阿尔秋季画的许多作品都直接受到梵高的影响，他发现了厚笔触的重要性，风格由此变得粗犷，有时达到粗野的程度，画风大大有了力量，他还认识到从颜料管里直接挤出的铭黄色色彩，给人一种激情。
梵高跟高更接触后，也从他身上学会如何更好构图，不再满足于画一小块自然景色或风俗场景。高更还教他要舍弃阴影。在高更的指导下，梵高逐渐“转向抽象”，即较少地写生，试图更多地依靠记忆和想象。
《阿尔的舞厅》就是这一时期二人合作的经典作品。两位画家风格交融的特点在作品中表现得相当明显。梵高在很大程度上放弃自己，迎合高更，试图借助回忆，通过线条的约束和色彩的巧妙安排，追求“色彩的音乐”或“象征主义的诗意”。
作品融合了日式风格：重新采用水平线条，并且画作第一层次曲线与反曲线相互交错，线图式外观突出。色调均匀的暗黄色块，间杂着黑色的靛蓝色块——那是梵高极爱的阿尔妇女传统服装所特有的颜色，烘托出一种奇特、令人不安而又充满迷幻色彩的美。
画面的前景中，人物都用一种装饰性手法来处理，梵高承认这是从高更在布列塔尼创作的《宣誓》一画中学来的。
一场奇特的艺术对话
好景不长，梵高与高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形式和动机上，两人在技法上相差实在甚远。所以，最初的相互影响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很快向起点退回。梵高是个内向的人，调色刀拿在手，在画布上点点戳戳，狠命地表露自己的情绪；而高更天性好乐，能说会道，作画时却像一个温柔的女子，画笔在布上轻轻一掠而过，留下薄薄一层颜色。
仅仅过了一个月，梵高与高更表面上志同道合的情谊开始变质，普罗旺斯刮起了干寒强烈的风，他们出不了门，终日关在住所二楼的工作室里，难免不发生摩擦。咖啡馆老板娘吉诺太太的到来，给他们两人足不出户的生活带来一些活力。高更的魅力使吉诺太太欣然同意来给他们做模特。梵高三笔两划在一小时内完成了第一幅画，人物四周围绕黄澄澄的煤气灯光，神态显然生动多了。几周以后，他又在画的前景添补了一些书；普罗旺斯大多数咖啡馆老板娘名声都不大好听，被人怀疑在店堂里接待妓女，以招徕客人，提高咖啡馆的营业额。梵高在她身边加上这些书，应该说是给这名女子增添一份尊严。而高更就在一米以外的位子上，像平时一样慢条斯理地画同一个主题。他跟吉诺太太的关系和睦热情。他仔细观察后精心描绘了很久。这幅画完成后，大家看到吉诺太太坐在她的咖啡馆里，背景里有几名妓女。
他们两人对同一个模特所表现的不同态度，不同处理，是一场奇特的艺术对话。高更把肖像画作为一种正规练习，把对象画得惟妙惟肖，连身份地位也要表现出来，而梵高则把肖像画看作是窥视人物灵魂的一扇窗子。
事实上，梵高倔强的性格远远比高更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高更在他面前经常会碰一鼻子灰。梵高外表像个老粗，不善辞令，但文化修养极高。他又是个心理不适症患者，跟高更争论拉斐尔、英格尔或德加的作品时，他会火冒三丈，变得异常粗暴。为了息事宁人，高更经常委曲求全结束论战，说一句：“队长，你是对的”。
割耳之谜
尽管二人恶斗不止，但梵高还是幻想着建立一个“南方画室”。一次，两人在咖啡馆时，梵高向高更提出了建立“南方画室”的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再一次遭到了高更的讥讽。梵高突然拿起一杯酒向高更头上掷去。高更躲了过去，他双手抱住梵高的身子，带他回到住处。第二天早上，梵高不停地向高更道歉，但高更不予接受，表示要返回巴黎。
梵高拼命想把高更留下来，他恳求、哄骗、咒骂、威胁甚至哭泣，他觉得自己整个的生命都在于把高更留在阿尔。最终，高更留下了。但是，随后的几天几夜里，高更半夜醒来都发现梵高一声不响地站在他的床边，在黑暗中瞪着眼睛盯着他，他感到恐惧，决定尽快离开。
一天晚上，高更独自外出散步。根据高更1903年写的回忆录，他当时几乎已经走过他们屋前的大广场，忽然听到后面传来熟悉的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他刚转身，就看到梵高手执打开的剃刀，想向他扔去。也许是高更威严的眼光阻止了梵高，他不敢行凶，站在原地发愣，然后耷拉着脑袋回家去了。当天晚上，高更不敢回家，住在旅馆里。而当他第二天回到画室时，看到很多人在那里，这时他才知道梵高割下了自己的耳朵，并把自己的耳朵洗净放在信封里，送给了妓女拉谢尔，请她“好好保存”。
梵高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高更打电话告诉了提奥后返回巴黎，躲到朋友家。此后他再也没有见到梵高。
不过德国汉堡大学的学者汉斯·考夫曼对梵高“割耳”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争抢妓女拉谢尔，他们二人在妓院门外起了争执，高更手持利剑向梵高挥舞而去，在争斗中将他的耳朵砍掉。不过考夫曼表示不能确定高更到底是故意为之还是失手所致。
考夫曼解释道：“出了这种事，事件的主角都发誓要表示缄默，高更也将剑扔到了河里。事发第二天，警察询问高更，他就编造了梵高割掉自己耳朵的说法，随后高更就扔下了自己的朋友，消失了??当时梵高正躺在床上养伤，没有为警方提供任何信息，并于7个月后自杀身亡。如果真相被揭露，高更就会进监狱。此外，梵高所说的割掉自己耳朵用的匕首或剃刀一直也未被发现。”
1889年5月，在提奥的安排下，梵高到20公里外的圣雷米精神病医院进行疗养。次年5月，梵高来到巴黎附近的小城奥佛求医。虽然他写信告诉提奥“觉得自己很失败”，但是他一直不停地创作。
对自己的失败而产生的忧郁，加上癫痫(也可能是躁狂忧郁症)所造成的无力感，使梵高再也无法忍受。1890年7月27日，他对着自己的肚子开了一枪。被疼痛折磨两天后，梵高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37岁。他最后的遗言是对弟弟提奥说的：“悲伤将永恒。”
1898年，50岁的高更住在南太平洋大溪地，贫病交加。他请一位巴黎的朋友给他寄来一些向日葵籽，栽种在花园里。高更画了一系列有关向日葵的静物，表达了对梵高的敬意，以及对他们一起在南方度过的那些日子的回忆。1903年5月8日，55岁的高更去世于多米尼加。
梵高与高更的相遇也许是上帝的安排，就连这两个人本身也是上帝的杰作。性格决定命运，天才大师往往也有常人无法理解的怪异和苦痛，苦痛成就伟大。在许多人看来，梵高对于“南方画室”的设想就像是一个梦，一个寄托着他对于艺术和人生美好期盼的梦，这个梦，因为两位艺术大师的砥砺而不朽。
【编辑：陈耀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