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叙事：新长征路上的“城市零件”[节选]
上世纪80年代的“’85美术运动”与“群体现象”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让我们耳熟能详——在这种群体化运动中，艺术家聚集在一起有着一种现实的“策略”，简单的说这并不是个人艺术风格的缺失，而是在于对社会反馈的自信心缺失，这种表达个性的方式承载在团体之上，这种更加“安全”的方式使得艺术家能够自由的抒发艺术追求而无所顾忌。但这样的团体现象很快便会走向解体——或是成立新的社团，如：85新空间；或是宣告社团的结束，如：厦门达达；或是走向彻底的个体。在走向个体时，有一个不可争议的前置性条件，那便是个体的个性足够强大——体现在展览机会的增多上面。
在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上，西南艺术一直是中坚力量，即便是在诸多艺术家将工作室搬至北京之后，西南的艺术仍然持续蓬勃。在贵阳“城市零件”成立之前的整个西南，其当代艺术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为明显地便是艺术区的创立，包括重庆黄桷坪、成都蓝顶艺术区和云南昆明的创库（上河车间）。做完第二届贵阳双年展后，随着与贵阳外艺术家、批评家联系的增多，贵阳艺术家董重逐渐被同为西南城市的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繁荣的当代艺术状况所触动，他开始学习其他城市艺术区的方式，并在2006年贵阳市文联搬迁后将腾空的老楼——相宝山脚下狮子路27号——变成了一处当代艺术家据点。“城市零件”这一未冠以“艺术区”之名的艺术聚居区便出现了，其名称取自董重在第二届贵阳双年展时策划的一个四人摄影展——《城市零件》。
我、谷旭、夏炎这几年总在谋划找一处旧的厂房，搞一个像昆明创库、北京798、重庆坦克仓库类似的艺术社区，无奈能力有限，我们到处考察的结果只能变成无边梦想。今年，位于相宝山下的贵阳市文联喜庆地搬迁到新落成的贵阳美术馆大楼去了，腾空的旧楼有一层闲置，由于我在文联上班，近水楼台，我们于今年6月顺利地租下了这层办公室，六间不大的房间和一条长窄的过道迅速被改造成工作室和展览的空间，除我们三人，又有毕业于贵大艺术学院的几位艺术家进驻，这几天，我们又增加了一间40平米的工作室，又有两位艺术家进来了。
城市零件是我在2003年贵阳双年展策划的一个摄影作品的特别展的展名，我认为这四个字正是我们这群人的生存状态的良好体现，所以，我将这个小小的艺术社区定名为城市零件当代艺术工作室。工作室刚刚成立，既有几家专业画廊的负责人从重庆、北京、新加坡赶来考查，谈成了两个个展，一个群展，当然，也卖了一些作品。
不难看出董重在叙述《城市零件的缘起》中对于专业画廊谈成展览与卖掉作品的看重，关于市场的作用，鲜有艺术家会主动提及。然而“城市零件”从一开始便没有回避这一问题，反而将“城市零件”成立的另一个原因归为艺术市场的影响。
然而此时的贵阳当代艺术状况令人堪忧，当代艺术氛围令人窒息。虽然在2006年之前贵阳已经举办了两次“贵阳双年展”，然而整个贵阳的当代艺术生态没有明显的好转。身在画院、学院的董重、夏炎等人对官方体制的艺术操作方法再熟悉不过，与其将艺术的命运交给体制，不如将自己的艺术交由市场，在更加自由的环境中发展。夏炎及其学生加入“城市零件”让我们更能理解这种语境，董重、谷旭常常将外地艺术家、批评家汇集在夏炎所经营的绘点咖啡吧进行闲聊，这深深刺激着夏炎以及在绘点咖啡吧“打工”的王荣植、丁凯等人——当然绘点咖啡吧最终的停业很大程度上可能也与这种集会的频繁有关——他们是夏炎在贵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所积攒的对艺术怀有理想的学生，虽然在学校时夏炎已在组织“涟漪”等当代艺术展，然而毕业的压力摆在他与学生们面前——是否具备继续画画的可能，“城市零件”恰恰成为他们最好的去处，同时也不用为能否继续画画而担惊受怕。与这些毕业于贵阳师大的学生们比较，李剑锋拥有更艰难的过去，在电厂上班的他采取一边上班边创作的办法坚持着自己的艺术理想，没人能够理解而他也不敢讲给周围的同事听，在电厂的这段时间他没有参加展览的机会，出售作品对艺术家来讲简直是天方夜谭。在2006年，李剑锋通过自己姑父认识董重后，便将自己的作品图片、手稿、素描拿给董重看，因此受邀加入“城市零件”并于第二年辞掉了电厂的工作。贵阳大学艺术学院毕业的石罴，没有选择回家乡黎平上班，而是选择留在贵阳——在学校旁边的巷子里租了一间12个平方的房子，一边画画，一边做商业设计以维持生活。但恰逢贵阳城市大建设，拆迁成为家常便饭，经过3次搬家的新画室仍然没有摆脱拆迁的命运，作品常因搬家而受到损害，这种状态让石罴身心俱疲，遂下定决心到贵阳市美术馆大楼这一“不可能拆”的地方租画室，然而这一商业地段虽然租金贵，但也抢手，整栋大楼也没有新的空间可租。恰巧遇到在此看展览的董重，两人叙旧后石罴便被董重所在策划的“城市零件”艺术区吸引并最终加入。
熟悉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的人深知上世纪90年代艺术走向市场的重要转折，也正是市场的力量在促进着当代艺术地不断发展。贵阳的当代艺术发展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有着相似性。既然现有的机制无法满足自身艺术的发展，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艺术市场的洗礼，“城市零件”选择提早将自己放置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中，摆脱地域性的限制是其首当其冲的任务。即便是在贵阳本地，“城市零件”始终正面地面对自己所面临的压力与问题，他们没有因为贵阳当代艺术环境薄弱而选择前往北京——这一艺术中心；同时在种种的非议之中，“城市零件”选择不断的举办展览来宣示自己。“城市零件”是一个没有艺术口号与宣言的团体，在其标识上，一个简单的冲向观众的拳头表达着他们的热情与态度，这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力量，如同摇滚一般将你感染，正如他们的组成与性格。“他们年龄相距近四十年，逆境时共度难关、得意时互相提醒，平常一块喝酒唱歌、猜拳聊粉子，玩在一处，也闹在一起。当酒后迷离之际、当午夜梦回之时、当独处工作室听凭内心悸动的瞬间，不同的历史记忆、经历挫折、困顿迷茫、气质禀赋、执拗与激情，自然而然构成各自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在以‘主体性’为美学基础的现代艺术创作中，体验的独特性与独特的体验性则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城市零件’成员创作面貌各不相同的重要原因，也是‘城市零件’成员创作与其它地域艺术家不同之处。” “城市零件”的结构既与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团体有着相似性，又极具贵阳的“野”，他们仅是为了心中的艺术理想而聚在一起，当我们观看他们的作品时，却又不免发现各自的不同。在风格迥异的背后，“城市零件”的成员有着强烈的向心力与团结力，这不是表现在喝酒上面，而是对待艺术与展览上。
“城市零件”成立后，无论是对外还是在贵阳的展览都变得多起来，他们所代表的贵阳艺术给人留以深刻的印象，“野、怪、狂”常常是他们艺术的代名词，或许正是他们长期被边缘的文化所渴望呈现出的特有面貌，然而去中心化的地域文化却有着作为艺术团体的危险性，年龄差距与艺术差距是“城市零件”面临的另一现实，刚刚站稳脚跟的他们还在承担着扶持年轻人的责任，对于年轻的艺术家来讲，团体是一个心理上安全的港湾，这超乎了物质上的安全性，如何将这种安全性转换为新的艺术是他们需要长久面对的问题。无论如何，“城市零件”仍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团体，它在时间的维度上落后于其他城市有着十至二十年的时间，地域的限制以及对艺术的坚守使得他们没有过多地思考艺术多样性、公共经验与艺术全球化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能够继续画画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李剑锋是“城市零件”艺术群体的中生代，北京这一造就无数成功学案例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中心，是他向往的地方。在2009年7月北漂之后，李剑锋很快陷入了惶恐，犹如掉入茫茫大海找不自我，更不用说是在强压下的自信，甚至在创作上李剑锋还有一些自卑的感觉。同在北京的张小涛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尤其是在对艺术的认识上，视野的改变让他意识到之前贵阳所带有的艺术“性格”和绘画语言不是自己艺术创作的障碍，反而是需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坚守，在北京的两年时间，李剑锋的艺术风格有了进一步的坚定。正如李剑锋刚到北京所面对的心理变化，作为集体的“城市零件”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艺术平台，而非艺术重点，不难想象的是，将会有更多的艺术家会摆脱地域的限制而最终走向北漂甚至旅居它国——就像他们的前辈王华祥等人一样。
随着“城市零件”所营造的贵阳当代艺术生态的稳定，越来越多的观者将会不再满足于他们的现状，这是一种充满期待的过程也是作为开放团体的必经之路。稳定是一种转换视野的方式，正如“城市零件”成立的原因，在面对艺术多样化、国际化及艺术语言的转换等诸多语境时，追问与反思艺术形式的单一化、艺术趣味的语言化、地域文化的差异化、个体的差异化等将成为他们面对与调整的问题。
——蓝庆伟王娅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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