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了解，秦玉海喜好摄影，多次以“摄影师”身份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曾两次获得过中国摄影界最高奖项——金像奖。秦玉海拍摄的用于宣传河南焦作云台山风光的作品悬挂在北京地铁的部分站台内，北京地铁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撤下地铁里的秦玉海作品。上海地铁方面亦表示，会撤除所有悬挂在广告栏内的秦玉海摄影作品。（9月23日《北京青年报》）
贪官落马了，他们高悬于公共场所的题词以及“艺术作品”该怎么办？目前各地通行的办法是一律“下架”。远从胡长清，近至徐才厚、周永康，无一例外，秦玉海也没什么好委屈的。
不过，网上也有不同的声音。一是认为人家刚一落马，就撤了人家的题字题词及作品，未免太势利、太功利，有网友直言“原来你这挂的不是作品，挂的是官职哇！”这话看似替落马官员打抱不平，实际上是在讽刺那些“见风使舵”的有关部门和单位。话虽刺耳，但也没说错，如果不以作品论英雄，只因官职定高下，那么，趋炎附势者迟早必然会有一天因此穷形尽相，遭人讽刺挖苦。
实际上，很少有官员单纯是因为他作品的艺术价值而被高高挂起、供人欣赏瞻仰。本身艺术水准有限，或者根本谈不上有艺术欣赏价值的，自不必说，就以秦玉海而论，得过中国摄影界最高奖项，其摄影作品自当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但地铁广告投放档位寸土寸金，动辄一个周期十数万，就算秦玉海作品价值高，可为何没见到有第二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被投放在如此黄金档位？即便当地要做景区推广，也当进行作品征集与遴选，将选择权交给专家与群众评委。如果秦玉海的作品有足够的艺术自信，自当脱颖而出。
而如今，人们只看到秦玉海的作品独享尊荣，秦玉海如不落马，他的作品在京沪地铁站里不知还要挂多久。暂且不去揣测其间有无利益输送与勾连，说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的职务身份，而不是艺术评判与公论。因此，支撑起秦玉海等官员作品高高挂起的力量是权力，而一旦权力失落，作品随之被摘落，身败名裂，自在权力与光荣的必然逻辑之中。
也不排除某些落马官员有“真本事”，为官之外还有其他的艺术禀赋。由此引发了网友的另一番议论：认为当“人品归人品，官品归官品，艺术品归艺术品”，如果官员的作品具有艺术价值，就不该因为他落马而被撤走。这固然十分理性，但且不说，在贪腐的环境中，官员的作品少有不因为权力的影响而超值溢价的，只以中国艺术传统而言，也未必就可以将人品、官品与艺品决然分开。
有的贪腐官员，私德很好，家庭和睦，也很讲义气，算是人品很好，可这并不能掩盖他的官品有损——没有听说谁人品很好，就可以免抵他在公德领域贪污腐败所犯下的罪刑。私德与公德往往就是引发冲突的道德根源，必须以法治厘清边界，加以限制、规范。
但是，艺术品和人品及官品的关系有所不同。艺术品作为人的艺术创造，始终会和这个创造者的个人所有行为活动相关联。中国文化史上最著名的例子是蔡京。他的书法作品艺术造诣很高，然而后人因为憎恶其为人与为官皆品行有亏，就硬生生将他从“苏黄米蔡”的宋代书法四大家的排名中给挤了出去，代之以艺术水准较弱的蔡襄。
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观念中，艺术品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还包含了德育功能。艺术家会因为品德有亏而遭受受众排斥，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而也会被贬低。所以，德艺双馨，也一直是中国民众对艺术家的审美期待。何况，如今贪腐官员的作品往往被高悬于公共场所，而并不止限于艺术品市场，如仍高高在上，很可能会传递给民众较为混乱的价值观导向信号。
当然，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根本还是在于艺术话语权力不够强势，而在权力强势的逼迫下，艺术屡屡成为附庸。当艺术沦为权力的文化口红时，有多么容易涂抹，就有多么容易被擦去。由此而言，当我们批评有关单位部门多么趋炎附势时，艺术界也当反省，该如何重获主体性，如何建立不受强权影响控制的艺术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