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纪录----杨伟东系列访谈》
杨卫
几年前，我有幸在长沙古董市场淘得一套私人笔记，那是一位地方乡绅的《退藏日记》，记述了这位乡绅自1935到1979年从未间断的心路历程，尤其是作为当局者对1949年以后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的认识，是我目前所能看到的最为真实、且又最具切肤之痛的文本之一，堪称空谷残音。巴金先生多年前曾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其意即是想吸取“文革”的惨痛教训，以示后人。我想，对于历史的反思，不仅需要事后诸葛亮，更需要设身处地去打捞当事人的思想印迹。因为那才是发案的现场，是证据的来源。
鲁迅先生早就告诫我们，要重视这个案发现场。他认为裸露在外面的历史，大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史，只有野史、方志与日记才是真实的历史，更接近事实。鲁迅先生的这种历史意识，代表了二十世纪以来的史学观。福柯（MichelFoucault）的“知识考古”，即是由此而生，通过对各种边缘形态的研究，揭示出权力的屏障，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可以说，无论是福柯还是鲁迅，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真意识，他们不屑于正史的记载，从民间去采撷思想证据，均是为了挑开历史的蒙蔽，将捆绑的人性解放出来。
杨伟东先生选择500位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艺术界的人物为采访对象，并以纪录片形式将其录制下来，我觉得其工作性质与鲁迅和福柯颇有些相似。不同的是，杨伟东锁定的是当代人，是当今知识界、思想界和艺术界的一些活跃人士。这使得杨伟东的工作更具某种冒险性。因为要直面当下的一些敏感问题，必然会触及到现有体制。可贵的是，杨伟东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将问题意识弱化，而是着眼于日常生活的变迁，再牵扯出社会政治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当然，我没有看过杨伟东的采访记录，不清楚他所邀请的受访者是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答复的。但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这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生动、最鲜活的图像与文本之一。因为有杨伟东将一系列敏感话题带入思想情境，回答也必然会切中时弊。
2011.4.7于通州
【编辑：成小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