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赖茅
日前朋友聚会，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马先生向我展示了两张民国年间的“赖茅”酒和“金茅”酒的照片。初以为是历史照片，这在我的著作《独步酒林——茅台酒历史正义》一书中已援用过，遂不甚以为然。言谈中获悉是保利公司新近征集到的陈年原装酒，保存完好，品相精美，惊叹之余竟有点不敢尽信，再谈，得知是朱金城先生旧藏，疑心尽释，不觉感慨历经沧桑岁月竟有如此稀世遗珠，可喜可贺！
近些年，贵州酒厂林立，各州各类的酒琳琅满目，以“赖茅”传人自诩生产的赖茅酒俯拾皆是。然而因其产量甚高，档次叠出，反而让消费者生出一种寻常酒的感觉，以致历史上“赖茅”极高的地位与精品价值反而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历史上的赖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酒？这不能不从茅台酒的沿革说起，在1951年，“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仁怀县茅台酒厂”即“国营茅台酒厂”成立以前，成义、荣和、恒兴几家酒厂生产的酒均成为茅台酒。1947年3月出版的《仁声月刊》同时刊登了上述三家酒厂的广告，广告格式几近划一，头行无一例外地冠以“真正茅台酒”，之下分别标出自己的厂名，然后以放大字体分别刊出“华茅”、“赖茅”、“王茅”的酒名，末行则是各自的厂址、电话号码等内容。足见，当年这三种茅台酒都是今天“国酒茅台”的前身，事实上，当年的“国营茅台酒厂”便是将上述几家烧房合并后成立的。
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华茅”代表人物华问渠、“赖茅”代表人物赖永初、“王茅”代表人物王炳乾三位先生的塑像才会一起赫然屹立在今天贵州茅台酒厂的厂区内。
“赖茅”既属民国年间酿造的茅台酒，那么其生产工艺、文化特征便与茅台酒的历史积淀、文化内涵、发展演进密切相关，换言之，“赖茅”的文化源头可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
元人宋伯仁（字器之，号雪岩）工于诗，善画梅，对古代酒的流传颇有心得。在其所著的《酒小史》一书中，罗列的酒名多达百余种，“南粤食蒙枸酱”为其中之一。
之所以民间乃至学术界一再有“枸酱是酒耶？非酒耶？”的讨论，主要是源于某些人对中国酿酒史、黔酒史的了解欠深。
宋伯仁《酒小史》所列酒名的排列，是颇有讲究的。西汉初年时的南越、西南夷地区皆在汉直辖统治地外，故宋氏列酒名时，将“枸酱”与“苏禄国蔗酒”、“高丽国林虑酱”、“诃林国柳花酒”、“西域葡萄酒”等，一起列在中原诸郡县所产酒之后。这就给刻意抹杀“枸酱”酒性质的人，提供了某种口实。
关于“枸酱”的记述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其书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南越食唐蒙枸酱，蒙问从所来？曰：道西北牂牁江。蒙归，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南越番禺人吃到的枸酱是从夜郎贩运过去的。
今仁怀市辖之茅台镇，当年为蜀国南境，因为有着从枸酱以来两千余年的酿酒历史，茅台酒跨越高山大河，享誉中外，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茅台酒因地获名，茅台镇因酒兴旺。今天的茅台酒已是当之无愧的国酒，任何一种白酒均难望其项背，但在历史上，茅台酒酿造工艺的成熟，却实实在在地经历过几个重要阶段。
枸酱酒盛行了几个世纪，历经魏晋隋唐。到人们习惯用“某某春”命名酒的时代，已经有了“茅台烧”、“茅台烧春”的酒名。明至清早期是茅台酒酿造工艺升华的重要时期，明万历年间茅台镇《邬氏族谱》中，已经明确标绘出酿酒坊的位置。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编纂的《贵州通志》载：“黔省所产之酒，以仁怀茅台村之高粱最佳。”有“鸿儒太守”之称的陈熙晋更点明了茅台酒与汉代枸酱的传承关系，他在诗中写到：“尤物移入付酒杯，荔枝滩上瘴烟开。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习部来。”
1915年巴拿马赛会之后的贵州政坛，在军绅政权统治下经历过一段“无酒不茅台”的岁月。在那之后，茅台酒步入了一个蓬勃发展、工艺不断提高、生产不断扩大的时期。抗战结束后，赖氏率先在上海成立永兴公司，将上海、重庆、广州、长沙作为销售基地，年销售量达万余斤；华氏利用文通书局的分支机构兼营酒业，王氏的荣和烧房则以重庆、贵阳为据点，以“稻香村”商号专售酒产品。将茅台酒推向境外销售的破冰者是赖茅，第一站是香港，开始时销量不大，随着市场的打开，销售量逐渐上升。
茅台酒在包装上经历了由罐形装到柱形瓶装的演变，这种改变的创新者还是赖茅。据文献记载，清以后，随着茅台酒产量的增加，出现了圆形鼓腹罐装的茅台酒售品，这种陶罐装一直沿用到上世纪30年代。到了上世纪40年代，赖茅将包装改为小口平肩圆柱状瓶，其他酒厂才跟着相继改变。此后，这种包装瓶成为茅台酒的独特风格。
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上世纪40年代茅台镇出产的茅台酒，瓶体完整无缺、商标清晰可见的唯有赖茅一种，这不能不让那些钟爱国酒茅台的人们感到倍加珍惜。
作者为贵州省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
贵州省方志办原主任
【编辑：颜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