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和三奶奶在大门前、谷仓里，甚至做猪食用的大锅里一起跳舞，文慧觉得三奶奶跳得比她好多了，“我还有点‘形’，她就完全是真正的她自己”。
2015年的《和三奶奶跳舞》，2001年的《和民工跳舞》，两部纪录片被剪辑成相同时长，一左一右同时在屏幕上放映——这件出自文慧的作品，2015年5月7日起，在第56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馆展出。
1994年，文慧和吴文光共同创建生活舞蹈工作室。他们的想法很明确，“跟现实有关，跟当下的社会有关”。从最初由个人视角切入的“私人剧场”系列，到1999年后与社会现实结合更紧密的“报告系列”，文慧的创作方式大多是艺术家惯有的“为艺术而艺术”。
到《和民工跳舞》，民工参与演出的积极性和自身难以改变的个人命运，促使文慧反思“艺术到底有什么用”。2008年起，她的创作进入了“记忆系列”，《回忆》、《听三奶奶讲过去的事情》、《和三奶奶跳舞》都先从采访和史料记录入手，再制作成纪录片或舞台剧，“以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现在是希望先介入社会现实”。
“这事能不能反映一下？”
2001年8月23日晚，北京东四环外一座即将改建成艺术中心的纺织工厂里，上演了一场不像演出的演出——生活舞蹈工作室的十位专业演员和三十位光膀子的农民工，一起在粗糙空旷的厂房里唱山歌、滚油罐、爬梯子。
参与这个演出的艺术家宋冬说，最初他们想邀请民工一千个，“让民工的人数多于观众，如果一千个民工一起吃饭，一千个民工在那站着，一千个民工跟你们一起做动作，一千个民工一千个缝纫机……那是谁看谁呢？”
但到手的款项不足以请来这么多人。“按照工地上付给小工的费用，每天三十块钱，我们这三万块钱算下来，包括吃饭、交通，能够排练八天，所以第九天演出。”
最后从北京工地上找来三十个民工，分别来自四川和湖北的六个县一个市。排练的头几天，民工们看见有摄像机做记录，就问，“是来拍电影的吗？”文慧解释：“没有你们，这个城市不可能变成现在这样。我们就是让更多人知道你们最想要的是什么。”
民工的反应很直接，“我们出门打工就是为了挣钱，干活了工地又不付你的钱，这事能不能反映一下？”还有人因为莫名其妙的理由，暂住证被撕了。
文慧有点尴尬，民工“被看见”的需要并没有那么强烈。“演出完他该回工地还是回工地，该拿不到工钱还是拿不到工钱。艺术是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文慧后来反思。
民工却在转变。从疑惑、陌生、置身事外、做一个动作就集体哄笑，到专注、投入、乐在其中，也渐渐开始点评哪个舞蹈演员漂亮、有亲和力。
演出仅此一场，结束之后，民工们回到各自的工地。“有的演完后活儿也不想干了，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演出了？”后来吴文光拍摄纪录片《外地人》，摄影师跟着其中几个回四川老家，发现他们把演出的照片和《新潮》杂志刊登的报道摆在家里很醒目的地方，“好像是一个荣誉”。
被遗忘的三奶奶
民工对演出经历的珍重，让文慧开始思考艺术如何更有效地介入社会。
从此文慧改变了创作方式，“开始做《和三奶奶跳舞》的时候，我只是想知道我父亲家庭历史的背景。”
三奶奶全名苏美玲，是文慧父亲的婶婶，因为曾经是“地主婆”，她在文慧的家族里是一个讳莫如深的存在。直到2010年父亲去世，文慧都不知道在老家云南的山村里，住着这样一位84岁高龄的亲戚。“我爸爸去世之前，我问他关于家庭历史的事情，他不太愿意讲。他们那一代人，都很害怕谈到过去的事情。不知道是故意忘记还是习惯性地已经忘记。”
2011年，因为“民间记忆计划”，文慧和一群80后的年轻人们返回故乡，采访70岁以上的老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的经历。“采访整理成文字放在网上，作为一种公共的个人史料。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做。”
三奶奶住在偏远的山村里。第一天，文慧只赶了半路，给三奶奶打电话。“三奶奶说，她那天接到电话后一夜没睡。五十年了，她没有接触家里的人，等于是被遗忘。突然以前的家庭又跟她联络了，她特别激动。”
进村途中，文慧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三奶奶的大孙女，也叫文慧，名字就是三奶奶起的。这让文慧觉得一切在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后来在作品介绍里，她写道：“三奶奶仿佛在山那边等待着我的来到，一直等了五十年，要把珍藏的家族历史和故事讲给我听。”
“要是再年轻点，比如70岁，就去打工”
2011、2012，文慧前后三次去往三奶奶居住的大庄镇大河边村。前两次的素材剪成了纪录片《听三奶奶讲过去的事情》，后一次完成了《和三奶奶跳舞》。“第一个纪录片主要是三奶奶的讲述，她讲得特别好。第二个我把语言减到最少，更多用三奶奶日常的身体动作、我和三奶奶身体接触的部分。”
她们之间的互动自然而然。文慧和三奶奶说话，说着说着，身体微微晃动起来，三奶奶学她的样子，也微微晃动身体，仿佛和她处在相同的频率。文慧用家乡话问，“阿奶，你可看见我了吗？”“我看见你了，”三奶奶会接下一句，“文慧，你可看见我了吗？”“我也看见你了。”“好。”
云南紫外线强烈，每天只能在日出前和日落后拍摄一小段时间，所以一起床，三奶奶就提醒文慧抓紧时间“玩”。她们在大门前、谷仓里，甚至做猪食用的大锅里一起跳舞。“她跳得比我好多了，我还有点‘形’，她就完全是真正的她自己。”文慧说。
面对文慧的采访和拍摄，一辈子没离开大庄镇的三奶奶特别坦然。文慧要进做猪食的大锅，问三奶奶可不可以，三奶奶说，“可以啊，我也想进去。”一开始文慧抓着她讲三年饥饿和父亲的家庭，可三奶奶讲着讲着就回到改变她终生命运的土改。
三奶奶没有读过书，不看电视，耳聪目明、条理清晰，她并不自知的女性意识让文慧都惊讶：“人生所有的苦难她都挺过来了，12岁嫁人，14岁生孩子，孩子也死了。20岁丈夫出轨，解放前是不能离婚的，她就在解放后找人写诉状，离婚，再嫁，给孙子起名字都要自己来。经过这么多事，她现在的态度就是，过去了，根本没所谓。”
84岁的三奶奶跟文慧说，要是70岁，她就还要出去打工。“跟很多人在一起做事情，多好。她确实很孤独，村子基本上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白天很安静，就像是她一个人的村子一样。”
最后一次拜访三奶奶，文慧把纪录片放给她看，“片子里说‘三奶奶’，她在旁边就答：‘哎’，里面在讲话，她这边就笑得嘎嘎的。她也不紧张，比如正在跳舞，忽然说该做饭了，直接切到现实生活里去，非常精彩。”
一起跳舞的五个月后，三奶奶因病去世，文慧为她拍摄的影像成了她留存在世界上最后的纪念。“挺难过的，见到她以后，她就像我的一个精神支柱。”问文慧，经过和三奶奶的相处，有关“遗忘与被遗忘”的问题是否得到了答案，她回答，“不是我预想的，我得到的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