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受访者提供
余德耀做艺术的快感，跟之前做企业家时的快感完全不同：企业家的快感大多来自数据，而数据背后很多烦心事，股票涨跌，心情就涨跌。但是投身艺术之后，很多事情让他心里美滋滋的，根本不需要别人奉承
余德耀印尼华人企业家、艺术慈善家和收藏家。他的收藏始于中国当代油画，如今已建立起一个相当可观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体系。作为亚洲的顶级收藏家，他的收藏也逐步拓展到亚洲艺术以外的西方艺术。一直以来，余德耀举办藏品展览，并大力支持国际专业艺术机构的借展，以增进公众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和欣赏
余德耀更瘦了，衣服穿在身上有点飘。这一天，他贴身穿着美术馆最近的热门展览《KAWS：始于终点》的衍生潮品T恤，大红色，黑色的乱线绣出一只大玩偶，他伸过来的手依然握得很用力，不像一个病人。
两天后，8月13日在余德耀美术馆，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军官勋章颁发给了他，这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也是世界上最为着名的勋章之一。曾经得到这一荣誉的华人只有董建华、陈竺等寥寥几人。历来这种荣誉勋章的海外颁奖都在领馆，意即在法兰西的属地授勋，这一次移到美术馆也是破例。大伙儿都知道，余先生病重，要为他节省体力。在他的主场授勋，亦可视作对他这些年在艺术领域的功勋进行褒奖。
他很少接受采访，这位印尼的农业大亨秉承了老派华侨企业家的传统，认为做大于说，对频繁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总有一丝不习惯和不认同。他的团队不断地说服他——民营美术馆是文化的事业，又是起步阶段，曝光率很重要，艺术普及总是需要人出面鼓与呼——他才在美术馆开幕前后接受了几家媒体的访问，之后，又是沉寂。
两年前，他查出胰腺癌，晚期。这两年的日子，除了配合治疗，他就在悬心：在他身后，美术馆将往何处去？他的那么多收藏将往何处去？他物色、走访了许多地方，想寻址建造永久展馆，都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这促使他接受采访，“我要把我的心声讲出来。”
“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史，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一段，我有比较完整的收藏，这一批东西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宝藏。这个历史阶段现在只有两个人有比较完整的系统性收藏，第一个是希克先生，但是他已经捐给了香港，第二个就是我。当然香港方面也一直在找我，希望我能够捐赠，或者长期借展。但是我想，如果将来，中国的学子、艺术家、学者，或者任何一个对艺术有爱好的人士，他们想要真正地学习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脉络，却不能在大陆任何一个机构看到完整的系统展示，而是要去香港看，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交足十年学费
余德耀生于雅加达，长于新加坡，他从生产畜牧业起家，后成为印尼很成功的农业企业家。2004年开始介入收藏，一开始纯粹出于兴趣，“见好就收”。这种完全基于个人直觉的收藏并不总是正确，他买过不少事后让他后悔的烂东西，但是也在这个过程中迅速磨炼出了判断力。
收藏界有个共识，积年的藏家有时甚至比鉴定专家更专业。无他，只因他们是要自掏腰包真金白银买东西的，不像鉴定专家只需动动口舌，不担太大的风险，较真程度也就天然缺了一截。余先生收藏到第三年还在苦恼，有一次，他跟严培明聊天诉冤枉：你看，我大价钱也花了，可还常常买不到好东西，老是交学费，这是为什么？
严培明哈哈一笑：余先生，十年寒窗苦，你现在才第三年，还有七年的学费，总是要交的。
这句话并没有让余德耀焦虑，反倒令他释然了，既然是必经的历程，那么，来吧！他有意识地补充相应的艺术知识，也交了许多诚挚的艺术圈通人，向那些学问人品都出色的学者和策展人请教，浓厚的兴趣加上学习能力让他没有走太久的弯路，待到第四年、第五年，他明显上了正轨，收藏的眼光和藏品的品质都有了质的飞跃。
余德耀对装置艺术着迷，不光是因为体量和与之匹配的雄心，他觉得强烈而直观的艺术形式，已经超出了美学的范畴，可以承载政治、哲学、心理、社会、人类学等复杂层面的意义，观点更加丰富和多元，“装置艺术可以说是三维艺术，也可以是四维艺术，甚至五维艺术，包含着时间线索。当然很多装置艺术是很难收的，并不是每一个藏家都愿意收这个。”
九千平米的余德耀美术馆可用于展陈的空间约六千平米，而余德耀目前的全部收藏如果陈列的话，最保守估计也需要两万平米。现有的美术馆没有办法呈现这些作品的全貌，因为一旦铺开，就不能做其他展览了。这也是他现在仍在寻找藏品永久陈列馆的原因。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反而成了余德耀在收藏上的丰收年。那一年，美国大宗商品都在暴跌，玉米、大豆粉最严重的时候价格跌掉一半，而这些恰恰是余德耀食品行业的原料成本，他反而成为在经济危机中获益的人。“大家都在困难当中，反而我的收益非常好，那时候艺术市场很乱，到处都在抛售，特别是国外的基金会，很多好东西流出来，而且便宜，我用很合理的价格就接手了。”包括尤伦斯流出来的作品，他也在随后的几年里从拍卖会上接手了不少。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涉足收藏的最初两年，余德耀“很疯狂地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当时正好有个朋友在建shoppingmall，他就买下了整个顶层，12米挑高的大空间，1200平方，壮观又漂亮。他就想做个私人club，把那些气派的大装置放在这里，然后可以在高雅的艺术气氛里请客待友，吃吃饭喝喝酒。然而，在装修的过程中，他的想法渐渐变了，“你做一个私人的东西，一千多平米，空空荡荡的没有人来看。我就想到中国的一句老话：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虽然申请了美术馆的牌照，也免费供人参观，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当代艺术的氛围并不太好，观者寥寥。“我们开了五六年，办了很多很好的展览，”他特意留心每天的人流量，“开幕当天一般有几百个人来，开幕过后，每天就三十个人、五十个人。”
他很痛心，甚至有一种明珠暗投的感觉，觉得浪费了这么好的艺术，于是他决心把美术馆带到中国，带回它们的故乡。
美术馆选址一直在进行，先是在北京宋庄，后来移到上海嘉定。中国变化太快，要找一处规则明晰、能安心做事情的地方并不容易，烦恼的时候，他曾在微博哀叹：爱国无门。
时任徐汇区区委书记孙继伟，也是之前带余德耀去嘉定的引路人，看到了那条微博，因为当时徐汇正有打造西岸文化艺术区块的想法，就领着余德耀看了几处地方。“第一个地方是龙华庙隔壁的一块地，我看了觉得靠近庙做当代艺术有点怪怪的。另外一块地，就是飞机库，我看到这个就不走了，就爱上它了，一见钟情，第三个地方我也不看了。”
收藏无需代劳
上海这几年在当代艺术版图上的崛起，跟整个上海西岸艺术生态的完善不无关系，而在西岸艺术走廊中，余德耀美术馆和刘益谦王薇夫妇的龙美术馆尤其不可忽视。余德耀觉得，西岸是通过顶层设计实现文化崛起的成功案例，而他们有幸参与其间，见证了其飞速发展。
拿下飞机库之后，余德耀请日本着名设计师藤本壮介（SouFujimoto）对建筑重新进行设计改造。余德耀崇尚节能，一开始就跟建筑师讨论怎样能够比较环保地利用能源。“我们全部都不用空调，就是因为通风设施做得好。我之前做畜牧业，每天跟风打交道。热是一个引擎，只要我们能疏导热空气往上走，人感觉到的空气就是一米两米，只要一直补充空气来就不会感觉热。”即使住酒店，他都会随手关灯，灯就是全球变暖的起源。
因为想尽可能保留飞机库的原貌，改建比重建受限更大，进度很慢，经济和精神压力都比较大。到了2014年5月开幕的时候，余德耀的身体健康已经出现不好的信号。“当时经济不好，我在印度尼西亚的生意本身压力也重，又必须买很多的作品去展示自己的实力。而且因为我在中国大陆没有生意，完全不懂得怎么去和政府人员打交道，所以就走了很多很多弯路。其实那个时候我这个癌在身体里面已经开始长了。但当时不知道，也没有查。开幕的时候，我口腔上面长了一百多个口疮，暴瘦了七八公斤。”
从2004年介入收藏，到2014年美术馆成立，被严培明言中，正好交足十年学费。
开幕即亮相，圈里人都赶来看余先生到底收了多少好东西，据说当时香港巴塞尔有一半的VIP都飞来了上海。藏品展的策展人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美术史家巫鸿，大家也想看看巫鸿挑选藏品的思路。
张洹的《佛手》、孙原&彭禹的《自由》、黄永砯的《蛇塔》、徐冰的《烟草计划》、没顶公司的《平静》、王广义的《北京胡同的垃圾车》、隋建国的《地罣》、李晖的《门》杨福东的《黄小姐昨晚在M餐厅》……余德耀也有不少国际化的收藏，比如MonaHatoum、奈良美智或崔有让，但是他的收藏重心还是中国当代艺术，从架上到摄影，从装置到雕塑，线索十分清晰。
他和巫鸿有个君子协定，“我说巫教授，你做你的策展，我不干涉。你要从我的藏品里面选任何一件，或者你要借展，你决定就可以，我不参与。但是我的收藏，你也不要参与。如果我买错了，你要告诉我。但是请让我自己做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有一种成就感，如果我要靠我的顾问或者学者朋友帮我决定什么可以买，什么不可以买，我就不会努力去学知识，我必须保持我自己的独立性。”余德耀说，虽然自己尊重知识和经验，在决定是否收藏的那一刻，他还是更相信第六感，相信激情和强烈的感动。
收藏就像扣链，历史脉络上每一个重要的艺术家都是铁链的一环，每个艺术家又有不同的阶段，哪里缺一环，补上了，链条就逐渐完整起来。
毕其功于一贾科梅蒂
让余德耀美术馆声名鹊起的一役是“雨屋”，在此之前，他只是在艺术业界有口碑，但大众对余德耀美术馆的认知并不充分。“雨屋”开展的时候，全上海的地铁里都贴了“雨屋”的海报，那些下着雨的房间的剪影照片更是在微博上掀起一阵传播旋风，二十多万人涌进上海西岸的余德耀美术馆展厅，要一睹这个奇幻的互动展览。
另一个为余德耀美术馆攒下专业口碑的展览就是2016年的贾科梅蒂大展，虽然是私人美术馆，但是这个展览被誉为中国与法国之间最高级别的文化交流。“一开始我们决定展出50件作品，慢慢又增加到100件，最后在北京签约的时候，刘延东副总理跟法国外交部长签约，晚上的庆功宴，我就跟贾科梅蒂基金会总监凯瑟琳·格雷妮尔讲，既然这个展览已经是国家级别的文化项目，我们能不能做成全球最大的贾科梅蒂个展？毕竟中国有近14亿人。凯瑟琳说，可以，但是成本很高。我说，没有关系，我愿意付出。”
最后，贾科梅蒂的展品从一百多件增加至250件，囊括了他的雕塑、素描、油画、文献等等。“后来泰特美术馆的馆长也参加了我们的开幕礼。她跟我讲：你叫我们怎么活呀？明年夏天我们也要做贾科梅蒂的展览，我怎么跟你比？”
不惜血本也要做出专业的展览，除了高额的保险费用，余德耀美术馆还延请了卢浮宫的专业展场设计师来做stagedesign，大机库改建的大厅体量特别巨大，而贾科梅蒂的雕塑作品尺寸往往很小，这就对展厅布置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括等比例地再现贾科梅蒂的工作室，以及把所有的头部雕塑和油画头部素描一起陈列，这些独创性、学术性的想法，最后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这是已故雕塑大师、画家阿尔贝托·贾柯梅蒂有史以来全球最大个人回顾展，也被海内外多家媒体评为年度最佳展览。
最终有12万余人来看了这个展览，这个数字比起余德耀30万的预期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他也发现，来看贾科梅蒂的观众，整体素养非常高。据说梁绍基来观展了五次，叶永青写文章说，谁要是不来看这个展览，就是对不起自己。
贾科梅蒂开幕前的一周，余德耀还在美国接受胰腺癌的化疗，正是最虚弱的时候，“痛得要命，各种止痛药罔效，最后医生给我开了真正的白粉。”虽然家人和医生强烈反对，余德耀还是坚持回国，站在了开幕式上，“这个展览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自己的生命肯定有限，但如果这个展览不参加的话，我会抱憾终生。”
把收藏永远留在中国
除了《贾柯梅蒂回顾展》、《安迪·沃霍尔：影子》等国际级大师的个展，余德耀美术馆还做了大量旨在弘扬本土艺术家的学术性很强的展览，比如《南辕北辙：杨福东作品展》、《秦一峰展》、周力的《白影》、孙逊的《谶语实验室》、周铁海的《必须》等等，“我希望我们的美术馆能发掘和帮助本土的艺术家，而不是只有别人的东西。现在美术馆有一点国际上的名望了，国外顶尖的学者、策展人、馆长都会过来，他们以前对中国艺术是视而不见的，我要逼他们去了解。就像小汉斯这次看到周铁海的展览就很受刺激，问了很多问题。包括之前周力的展览也很轰动。我们不会选择那些被市场裹挟着、不断复制自己的艺术家，我希望把我们对真正优秀的艺术家的关注和判断呈现出来，默默地去帮助本土的艺术家，尤其是那些被严重低估了的艺术家。”
他常常告诫手下：收藏家可以买下一堆错的作品，但是美术馆不可以做一个错的展览。收藏一时冲动，事后后悔，这很常见，但是美术馆一定要在学术上经得起推敲，因为任何一个展览，都牵涉到整个团队两年以上的筹备和反复沟通，如果还选错，那就是原罪，就说明美术馆出现了系统性的bug。这样的错误，他不讳言，余德耀美术馆也曾犯过一两次，今后要极力避免。
余德耀基金会曾经多次赞助中国艺术家在海外的展览，也多次为海外艺术机构捐赠作品或赞助项目，比如向蓬皮杜艺术中心捐赠丁乙的重要作品等等，这些事情，如果对方不宣传，余先生自己也就不吭声。“他们不报道，那我也就静静的。”他说，艺术的快感，跟之前做企业家时的快感完全不同，企业家的快感大多来自数据，而数据背后有很多烦心事，股票涨跌，心情就涨跌。但是投身艺术之后，很多事情让他心里美滋滋的，根本不需要别人奉承。比如刚刚牵线了蓬皮杜和西岸的结缘，如果未来有一天，蓬皮杜能够落户西岸，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不白过。
中国民营美术馆只有短短十余年的历程，相应的法规、政策皆不完备，痛点很多。“比如经费，比如税收，我们需要很多经费来支持这个美术馆，如果有企业愿意赞助我们经费，在国外可以减税，这边没有办法减税，捐赠就做不成了。”
他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很多伟大的公共美术馆前身都是私人美术馆，那也是他未来的理想。比如说MOMA，V＆A，这些美术馆本身结构很完整，虽然是民营，但是也可以接受公共的捐赠，同时它有理事会，共同决策并制定行为规则，而不是只受控于某个家族，或者只受控于某种不受监控的私愿。一旦成为公共美术馆，创始人或收藏家家族就不再具有绝对的权限。“理事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这个委员会可以决定美术馆的大政方针，包括馆长人选和美术馆的发展方向，就好像变成一个上市公司，但是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东并没有利益，只有义务。”作为亚洲的顶级收藏家，余德耀自己就曾在英国泰特美术馆担任亚太地区委员及收藏委员，深知这同时是一种责任和光荣。
但是在中国，这意味着很长的发展道路，余德耀美术馆至今也没有形成相应的框架，余先生自己感到力不从心。“自从我生了这个病，人真是改变了，很多时候不是考虑自己怎么样，以后的日子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东西。我现在只想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做些什么，让自己的人生比较完整一点。我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一个个地攻克难关，我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我常常对我的团队讲，未来要靠你们去完成。我也下本钱去培养本土的团队。我只能作为一个爱国华侨，以我虔诚的心，希望这个美术馆继续下去，希望我的收藏能够永久地留在国内。当代艺术是我们这一辈人的艺术。将来再过几十年，我们给我们的子孙就有一个交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