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瓦多尔·达利的妻子加拉的名声并不好。她的行为可恶吗？也许是的，但就她本身来看，会不会也是一位别出心裁的创造者呢？
一直以来，加拉·达利（Gala Dalí）在大家眼中既是缪斯女神，又是一个恶魔。据说在当时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小圈子里有这么一句调侃——如果哪个艺术家创作出了好作品，那他一定是爱上了加拉。加拉的第一任丈夫是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Paul éluard），在这段婚姻中，加拉还与许多艺术家有染。与达利产生交集，最终携手共度一生之前，她还与德国画家、雕塑家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有过一段情。这么一个花蝴蝶锋芒毕露的性格惹怒了许多圈中艺术家，法国作家及诗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对她嗤之以鼻；西班牙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uel）十分厌恶她，甚至有过勒死加拉的念头。
加拉头戴意大利服装设计师艾尔萨·夏帕瑞丽设计的高跟鞋型女帽，设计灵感来自于萨瓦多尔·达利的作品
达利在创作上屡获成功，加拉也越来越火，不过她的名声可不那么正面。在人们眼中，她就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情妇，狂热地迷恋着物质、金钱、和一堆拥有年轻肉体的小白脸，虽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事实，但巴塞罗那的加泰隆尼亚美术馆（MNAC）的这场展览将带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女人：也许她这一生风花雪月的艳情史让我们忽略了她内在的创造力？单就加拉本身的能力来看，她会不会也是个别出心裁的创造者呢？也许加拉远不止是一个灵感缪斯，通过这场展览，你也许会发现她其实是个概念派艺术家，是个走在时代前列的表演者，在达利的创作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达利在这幅1972-1973年创作的画中把自己和妻子加拉一并放到了镜子里
1894年，加拉·达利生于沙俄时期的俄罗斯，原名爱莲娜·伊万诺瓦·迪亚克诺瓦（Elena Ivanovna Diakonova）。“加拉”这个名字其实是法国青年保尔·艾吕雅给她起的绰号。初次相遇时，两人都年方17岁，患上肺结核在瑞士的一个疗养院修养，同病相怜。当时，艾吕雅便发现了这个俄国姑娘激发创造灵感的能力，开启了加拉的艺术缪斯生涯。加拉鼓励艾吕雅创作诗歌，并为他早期的诗篇作序，自己只留下一个化名。“她决定隐身，即便她在艾吕雅和达利创作过程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埃斯特雷亚·德·迭戈（Estrella de Diego）这么认为。
两人的关系是开放式的，而且艾吕雅也乐于把加拉介绍给新的潜在情人，比如说马克思·恩斯特。恩斯特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开始了与这对夫妇的“三人行”关系。在恩斯特1922年的作品《朋友聚会》（Les Rendez Vous des Amis）中就能找到加拉的身影——一群男人中唯一的女性。画布上的加拉目光如炬，可以看出，这个女人就是到了古稀之年也能迷惑征服不少男人。
恩斯特和艾吕雅对加拉的感情也许是爱，但在布勒东眼中，她就是一个对手，偷走了自己在这个圈子中应有的权力。毫无疑问，他对加拉的憎恶让她名声越来越坏，在她与艾吕雅的婚姻破裂后尤甚。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两人不欢而散还得怪艾吕雅，正是他带着加拉来到加泰罗尼亚小城卡达克斯，并将她介绍给达利。艾吕雅一定觉得加拉的任何一次红杏出墙都不过是一时兴起，很快就会消退，但事实证明，加拉这一次是打定了主意要一直走下去。她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可以看穿这个古怪年轻人的歇斯底里和插科打诨背后的深意，而达利在加拉眼中的这些闪光点对其他的客人来说，都令人身心俱疲
达利梦幻般的加拉肖像：《原子加拉》（Galatea of the Spheres, 1952）
达利后来说，加拉能看到他的天赋。但除此之外，他也承认，这个女人可能想要“实现自己的神话”，“同时她也觉得，这种东西可能只有我可以给她。”
抛弃功成名就的富裕诗人艾吕雅，投入穷光蛋达利的怀抱，给她“物质主义拜金女”的形象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正如迭戈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心里只有金钱和名声，她为什么要离开巴黎最棒的诗人，来到一个一贫如洗的无名小卒身边？原因可能是加拉觉得，在达利面前她能够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加拉卖掉了自己在巴黎别致的小公寓，换来加泰罗尼亚利加特海边渔村的一个原始小石屋。在这里，她从当地的渔民身上获得了性满足——而这是达利给不了的，他对传统意义上的性交排斥厌恶。
既是恶魔，也是缪斯，关于加拉的这种看法持续了好几十年既是恶魔，也是缪斯，关于加拉的这种看法持续了好几十年
既是恶魔，也是缪斯，关于加拉的这种看法持续了好几十年
从此开始，达利和加拉结合在了一起，在MNAC的总监佩佩·塞拉（Pepe Serra）看来，这是一个贯穿终生的“合作项目”。
在许多人眼中，加拉就是达利的创造者，而达利呢，用塞拉的话来说，就是“他自己最了不起的作品”。但迭戈相信，加拉的影响远不止如此，“她也参与了达利的绘画创作，她是个表演者。”
创造性合作
在几十年里，达利反反复复把加拉搬上画布——要么是一片荒芜的废墟前，一张巨大的带着微笑的脸，面容端庄，烤羊肉像军人的肩章一样搭在她的肩上；或是支离破碎的拉斐尔风格的圣母；亦或者是不动声色的妇女，解开衬衫，暴露自己左边的乳房。
《妇女和孩子的记忆》（The Memory of the Woman-Child, 1929）
“你很难想象出一个这么被动的加拉，乖乖坐在椅子上，任由达利摆布，让他告诉自己该坐哪，手放哪，穿什么衣服，”塞拉说，“至少他们得一起决定。”
达利看到了妻子的创造力。他的许多画作落款都是“加拉-萨瓦多尔·达利”，这虽然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都是不可理喻的。然而策展人迭戈和塞拉则认为，当代的观众对合作的艺术项目已经不陌生了，对他们来说，两人的创作型合作不难理解。
虽然加拉一般习惯躲在幕后，默默地当达利的缪斯，但在《维纳斯之梦》（The Dream of Venus）这个早期装置艺术的设计中，她的功劳充分展现在了作品中。在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这件根据达利的画创作的作品首次亮相。这个超现实的梦幻世界让观众从女性的双腿下面穿过，进入室内，被包围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稀奇古怪的华丽场景里，背景则是达利的画。
在许多照片中，加拉都在与达利讨论着艺术创作，两人一起设计装置中工作人员的服装，她还帮忙把各个部分组装起来。“她本可以做《维纳斯之梦》的模特，但加拉依然决定要成为创造它的艺术家。”迭戈说。
对达利来说，加拉就是他不灭的灵感之源。正如《利加特港的圣母》（1949）中展现的那样
达利的名气不断增长，财富也逐渐积累，加拉一直陪在他身边。他们的生活开始按照精心的安排连轴转，而这些安排，用塞拉的话说，共同组成了“达利项目”。
萨瓦多尔·达利和加拉一起讨论《维纳斯之梦》装置。摄于1939年
然而，这位艺术家的成功，也让他逐渐沦为超现实艺术家们眼中的“商业叛徒”，他们给达利起了个轻蔑的、话中带刺的绰号“美金狂人”（Avida Dollars）。加拉嗜赌，而且愿意在年轻男人身上大笔大笔地花钱，这也给人们留下了话柄，可以对这对夫妇“贪得无厌渴望金钱”横加指责。
加拉的行为自然是可恶的，她让达利在成千上万张空白画布上签字，好在上面伪造达利的画，从中捞上一大笔油水；和年轻情人的感情，她也一直来者不拒，即便这个男人是马克思·恩斯特的儿子——他父母的婚姻正是毁在了加拉的手上。
然而在1969年达利送给她的普博尔城堡中，你可以看到加拉的另一面。塞拉认为，这座城堡本身就是一个超现实主义杰作。“这座城堡森严古朴，除了几幅画以外几乎空无一物，”迭戈介绍说，“它给你一种感觉，就像一个被放逐的人。我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加拉本身就是这样的。”
大多数人可能对“既是缪斯，也是恶魔”的说法更熟悉，那么大家看了这个展览可能会大吃一惊，但正如迭戈所说的那样：“不停地鞭笞加拉，将她形容为‘一个恐怖的女人，不管达利做错了什么事，她都是罪魁祸首’自然容易，但难的是静静坐下来，重新审视她的性格为人。现在也许是时候客观地看看加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