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600多年历史的云南大理巍山古城拱辰楼被大火化为灰烬——火灾毁掉一座楼。
一年前，同样是新年之初，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发生火灾，造成古城仓房、金龙、北门3个社区335户受灾——火灾烧遍半座城。
多少古城遭遇大火“烤”验？！一年来，还有云南丽江古城、湖南凤凰古城、贵州黔东南多处古老苗寨侗寨发生火灾。据新华社报道，2009年至2014年，全国文物古建筑发生火灾1400余起，着火主要原因包括生活用火不慎、电器短路、玩火、吸烟等人为因素。
古建筑保护，最缺失的究竟是什么？记者赴云南古城实地探访。
“无可替代的文化标志”
城墙上的拱辰楼已不复存在。
转身向北走30米，三位老人围坐聊天，不时望着城墙伤感。81岁的樊姓老人介绍，他祖辈系明代武将，征战守卫筑城至此六百余年，早期拱辰楼的建设凝结了他先人的心血。1月3日失火那天早上孙女向他报讯，他不敢相信，随即看到电视新闻，流泪不止。“如今它没了，我的心里也空了。”老人眼角满是泪水。据他介绍，火灾前古楼是被承包出去的，供游客看古乐表演、喝茶与打麻将，承租者“只顾赚钱不顾护楼”，冬天甚至出售炭火供顾客取暖。
“拱辰楼是巍山无可替代的文化标志，火灾之后每天都有从乡下来的人前来凭吊，这座楼对于巍山儿女的意义不一般。”曾任巍山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的杨光睴对记者说，得知古楼被烧，他远在南京工作的儿子用短信发来挽联：“古城失首哪颜六诏称魁雄，拱辰楼毁何处万里再瞻天”——昔日，这座巍峨的建筑南北顶悬两块匾额，分别书写着“魁雄六诏”和“万里瞻天”，前者讲的是巍山是南诏古国发祥地的历史，后者讲的是南诏和中央王朝相依的情怀。
记者在巍山大街小巷看到，不管是宣传条幅，还是路标指示牌，甚至是垃圾箱，上面都有拱辰楼的形象。“看不到拱辰楼的巍山人，心里的缺憾无法弥补。”杨光睴说。
而劫后余生的独克宗古城，更显清冷空旷。记者走进时恰逢其着火一周年：这座有1300多年历史、中国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藏民居群，昔日是茶马古道的枢纽集镇，失火后核心区一半被焚毁。
如今，从古城入口月光广场往里走，寒冬中新建房子进度不减，崭新的木结构建筑框架正一栋栋矗立起来，而一些残垣断壁仍然在诉说着那场灾难。偶尔看到三三两两的外地游客，在雪中叹息留影。
“这场大火对香格里拉旅游的打击，从我们开出租车就能看出，以前每天跑七八百元很容易，现在跑200元都费劲。”来自四川的出租车司机王师傅已经在香格里拉工作十多年，目前他酝酿着要回老家。
古城里多家商户也均称客流量锐减。一位客栈老板说，即使在夏天，她家客栈也难住满，而冬季更是一个星期都卖不出一间。对于正在重建的“新古董”能否恢复古城往日元气，她充满担忧。
重建绝非易事
“压力很大，要建就要建好。”一位独克宗古城当地干部告诉记者。
香格里拉县委副书记、古城恢复重建指挥部指挥长康建华向记者历数了几大难关：首先是恢复重建要求高，从指导思路到具体措施及深度细节都广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其次，恢复重建资金筹措压力大，按照“修旧如旧、建新如旧、旧中透新”的原则以及生态保护和防火防震需要，恢复重建将采用环保型材料替代民房传统木材，建设成本大大增加；此外，独克宗古城是迪庆香格里拉旅游核心景点之一，要全面恢复和重振香格里拉旅游形象并非短期可为。
据负责独克宗古城规划设计工作的北京大学教授陈可石表示，综合古城的独特自然条件和人文内涵，设计组参考了英国剑桥、瑞士卢塞恩等国际公认保护精良的古城，提炼出独克宗古城恢复重建的五大理念：整体文物价值的保护与提升、旅游功能与服务的提升、藏族文化特征的保护与重构、景观和环境品质的提升、民俗与节庆等文化元素的活化。具体而言，在重建中对古城的广场系统、绿地系统、花园系统进行整体设计，同时提升一些建筑的业态和容积率，使得古城更具备国际旅游小镇的功能。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这是当地建设者的心态。记者在独克宗古城重建指挥部看到一份其向县国土局申报新建增压泵房的用地申请，提到“根据县消防大队提出的消防设施建设要求，急需在金龙社区目前空地内新建一个100平方米的增压泵房”。这一消防设施对于古城的意义，一位工作人员如此比喻：“你头顶上有一盆水，即使衣服着火也不会害怕了！”
“这就是代价”
65岁的王建华在独克宗古城从事酿酒生意，曾任独克宗古城所在建塘镇的党委书记。土生土长的他，儿时最大的记忆就是古城弯弯曲曲的石板路和高低错落的木房子，宁静美好。
据其介绍，改革开放初，古城四方街的一些居民变身首批商户：打刀的、打铁的、做皮子的、做藏鞋卖的，但他们服务的对象也都是城里的住户们。而如今古城定居的人多数是来自外地的经营户，本地人则喜欢称自己为原住民。
王建华说，多数原住民为图清净也为图房子的租金，自己搬出古城，将房子租给经营户。这些原住民有着既满足但又矛盾的心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甚至是不安——自己的东西不由自己掌控了，总觉得会出事。
改名，是独克宗古城旅游业的跨越之举，也让此前名不见经传的中甸县以“香格里拉”之名横空出世，那是2001年。此后，这片土地成为游客争相前往的探秘之地。
在决意走“旅游兴县”道路的香格里拉，“开发”成为当地工作中重要二字。古城中的居民们看到了一个让他们激动的愿景：独克宗要好好开发，要打造成一个开放的、让全世界都知道的独克宗。
王建华和其他原住民一样，希望美丽的家乡能为世人所知，也笃定旅游能为古城增添新的活力和生机，让他们千百年来清贫的生活变得富庶。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180多公里外的丽江以其热闹“同化”了香格里拉：大批背包客、一辆辆满载游人的大巴、拥堵的私家车队伍，都让当地“招架不住了”。王建华说，庞大客流量需要更多的就餐和住宿地，需要新建成倍的房子，“更深层的变化是，原住民们少了往日的恬静心态，发财的冲动让大家都难再宁静。开发过头了，过热了！这就是代价。这把火烧得让人想起就心痛！”忆起一年前的古城被烧，这位藏族汉子泣不成声。
走太快了会绊倒
四川自贡人刘锋如今在新城区“复制”了一家他之前在独克宗老城区生意火爆的酒吧，当地24岁的藏族姑娘赤姆为他打工——一年前那场大火中，他们比肩而立的酒吧和咖啡馆一起被焚毁，大火烧了十多个小时，他们也在寒风中撕心裂肺地哭了十多个小时。
刘锋凭借过去几年不菲的积蓄重新择址开张，而举全家财力投入咖啡馆还没营业几天的赤姆则沦为“赤贫”，只能“寄人篱下”给刘锋的酒吧当店长。
当藏族小伙子江参赶到火灾现场时，现场已经被封锁无法进入。火熄后，江参的3个店面全被烧毁；他的餐厅、酒吧和客栈，是在家族支持下花费1000多万元所建，就此化为灰烬。更让他懊恼的是，这把火将他们这些经营户彻底套牢，“房租一般都签了十多年，如今房子没了，房东还要收租金……”
独克宗古城“1·11”火灾事故调查组在去年5月13日公布的事故调查报告中，认定“这是一起因使用取暖器不当引发的责任事故”，“迪庆州人民政府、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对独克宗古城消防安全履职不够，对消防重大安全问题重视不够，未组织专项检查和及时研究解决存在问题”。
无独有偶，经调查，巍山古城拱辰楼的火灾原因也是“电气线路故障起火”。
王建华很感慨：“这些历经沧桑保存下来的文物，却不敌当代人的随意与淡漠，使用一些电器就将古城葬送了。文物之所以称之为文物，就在于其独特的历史传承性和不可复制性，损毁便意味着消失，你用再先进工艺复原也不复其原有的价值。”
难道就简单归咎于电器故障、生活用火不慎等偶发因素吗？王建华并不认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时常呼吁‘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开发的力度过大了，宣传与包装也过热了，要严格控制走内涵发展道路’，可还是被烧了……”尤其让他难过的是，早在2012年6月，独克宗古城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就已通过州、县两级初步审查。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一切都毁于一旦。
王建华说：“我只能这样安慰我们同胞了，只要藏文化的文脉还在，独克宗古城就一直也在。”
“古城救火实战演练”
记者在云南走访期间，恰逢丽江玉龙县在进行“古城救火实战演练”。
虽是演练，却很真实：木结构的民居，从床铺直到天花板都是熊熊大火，让一些不知所以的围观群众误以为“怎么又着火了”。
根据演练要求，专家们对实验场地民居进行了技术改造——房间自左向右依次编号，要求内外墙面砌成砖墙，吊顶采用石膏板覆盖……演练现场还进行了疏散楼梯涂料的保护对比、控火装置与喷淋系统的灭火能力对比等8个方面的对比实验。
显然，接二连三的古城失火事件已经戳痛了云南消防部门。由于古城木结构建筑存在耐火等级低、防火间距不足、消防通道不畅等“先天不足”，云南消防部门深感古城防火需要科学实验的数据支持。就比如这次木结构建筑火灾实验，正是消防部门联合云南景皓消防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中国科技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
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是丽江当地人，他非常喜爱自己故乡“三坊一照壁”的土木结构瓦屋面房子，并以此为自豪。但这种建筑以木构架作为主要承重体系，加之云贵高原常年气候干燥，木质构件含水量低并且以松木为主的木料具有烟雾生成量大的特点，火灾荷载大、危险性很高。此外，古建筑街巷狭窄、相邻木结构建筑间距不足，一旦失火扑救不及时就容易“火烧连营”，因此真实的模拟实验是十分必要的。
而更有必要、更为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什么？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就在日前召开的昆明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昆明市文化馆党支部书记徐承谦称，大理巍山大火，把长期不被社会关注的文化遗产保护事宜真实地引入公众视线。
他还表示，昆明应该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正确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开发、产业发展的关系，探索文物保护和利用发展新模式。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告诉记者，近年失火的古城绝大部分是电火所致，“古代没有电，不存在这方面问题。现在你拉电线了，就要定期检修与更换，使用违禁电器就更是人为失误”。他强调，缺乏正确有效的管理，即使事后严加追惩，对于文物保护也是无济于事。在他看来，当前一些城市的文物保护是消极保护，而文物遗存的保护已经到了必须正视的境地。
巍山的杨光睴对民众保护文物意识的淡薄和主管部门责任的缺位有深刻体会。这位40多年来不懈研究地方文化的前官员，自称其在职时因为保护文物常和一些实权部门的领导“唇枪舌剑”。
“巍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可对类似巍山这样的地方，对主政者政绩有保护历史文化遗存方面的考核吗？”杨光睴如是反思，现实境况是从事文物保护的职能部门相对弱势，对文物保护“心有余而力不足”。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剑介绍，历史上，古城古寨都建有防火防洪等安全设施，如防火墙、隔离区间、水塘等；而且逢年过节都要举行扫火星等习俗活动，增强防火意识。可如今大多数古寨水塘干涸，设施失修，且文物古建责任主体不明，一些古民居经历几代人之后产权不清或分散共有，给保护管理造成困难，进而导致保护力度明显不够。
保护与开发，如何兼顾？罗剑认为应改变“重开发、轻保护”的做法，强化保护措施，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重在保护；操作上实行分类保护原则，对不宜开发的严格禁止开发或将保护与开发区分。
深爱故乡的杨福泉说，人们总是在每次古建失火后才争议开发和保护的关系，那么火灾之前呢？“是不是可以，对孩子从小就进行文化遗存保护的意识教育？是不是可以，将责任意识内化于心？”
那才将迎来真正的“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