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岭
2007年12月20—22日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九十年代的全球化，把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伴随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每一个中国人身边，渗透到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世纪的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于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去学习英语或参加包括英语在内的职称考试，也乐于享受西餐或国外进口的各种名牌商品，更有许多青年人开始对圣诞节或情人节之类的舶来节日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人们正经历着这样的现实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是近三十年来学习西方、融入国际社会的民族集体共识所换来的。然而，不少敏感的民众尤其是敏锐的知识分子，却因为面临日益普遍化和泛化的西方价值标准而充满困惑和焦虑：究竟我们还有没有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发展的物质文明的背后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文明？这种精神文明除了京剧、皮影和书画等等传统文化的形式之外，究竟还有没有与当代物质文明相匹配的表现形式和文化标识？
这样的一连串问题的提出，其实并非是今天的初创。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被迫开放门户的中国在开办洋务和模仿西方技术之后，就涌现出许多文化界的仁人志士，他们不约而同地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即只有思想观念上的文化革命，只有全盘摈弃中国传统，才能使中国走向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结构上符合现代要求的强盛国家。我们无法简单地否认这些反传统知识分子的草率，因为当历史还原到他们所处的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切肤之痛的背后是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的深深的关爱。我们也无法简单地否认那些保守传统的人，因为传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相互维系的共同的精神纽带。一百多年来，反传统与保守传统这两种对立的观念伴随着民族救亡、新中国的建立、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等社会历史进程，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碰撞。
然而当下关于文化归属和标识以及表现形式的再次提出，却不再是所谓的反传统或守传统的简单取舍，而是发生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新背景下。这些问题和困惑的背后，至少对于敏锐的知识分子来说，反映出的是文化身份认同和民族国家定位这两方面的焦虑——中国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的？中国文化应当是什么样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是复杂和棘手的，而且能回答这些问题的角度也是多元的。艺术，作为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从来都是体现社会发展和变化的晴雨表。有这样一大批人，他们在最近二十年里的人生经历，见证了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新的过程；他们的艺术创作形象地展示出面对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和语境艺术将何为的可能性，而这些都为我们思考和解开上述文化身份认同和民族国家定位的焦虑，提供更加具体和鲜活的实例。
这一大批人，是被称为“海归”的艺术家。十几、二十年前的他们，越过重洋，到西方的欧美和东方的日本，或留学或访问或游历或居住，为的是能够亲眼看到艺术大师的原作，近距离接受西方艺术的熏陶，呼吸艺术创作的自由空气。他们在海外如饥似渴地学习，坚毅顽强地工作和生活，但无一不回望东方，眷顾自己的祖国和亲人。他们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为中国每一点一滴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物质文化生活的进展牵肠挂肚。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陆续纷纷地迁居回来，原因是这里有了当年所没有的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创作环境，更因为这里是他们原本的祖国，有他们众多的亲朋好友，有他们滋养艺术才华、接受艺术教育的出发地和土壤。
这里展出的是这一大批“海归”艺术家中的一个相对特殊群体，杨千、许仲敏、秦明、李新建、何工、何红蓓、刘兰汀、王菁这八位艺术家，他（她）们有着共同的地缘背景即都是四川人，又有着共同的海外生活工作经历，所不同的是他（她）们在海外曾经的居住地和逗留地——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他（她）们大部分是在地处中国内陆西南地区的四川美术学院接受最初的艺术系统训练，不少人的艺术创作在八十年代出国前就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美术的优秀作品而暂露头角，甚至有的艺术家还参与了著名的“西南艺术群体”的活动中。应该说，他（她）们中大部分开始形成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是与当时中国百废待兴后反思与启蒙的大文化背景戚戚相关的，他（她）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带着学习西方先进艺术经验而更好地创立自己的艺术风格的愿望走出国门的。
在海外的那些年里，他（她）们细心而认真地考察和学习西方的艺术表现经验，更多的是接受和感悟到西方艺术观念对于艺术创作推进中的重要作用，学会如何从艺术的媒介和语言形式本身入手来完成自己的创作，也强烈地感受到西方当代艺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关注和价值取向上去中心化的开放思维模式，而这些显然有别于国内简单庸俗的干预现实的社会学反映论的线性模式。换句话说，他（她）们作为单个个体的艺术家，在不同的海外国度学习并实践着一个知识分子所应该具备的技术手段和思维模式，培养并逐渐树立起知识分子艺术家应该具有的独立判断的个人意识。然而，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互之间原有的差异性却始终是他（她）们艺术创作中文化价值取向摇摆不定、充满困惑的根本原因。
这种困惑之强烈是最近二十年来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境遇。在八、九十年代，对于海外中国艺术家和国内严肃而敏锐的艺术家，政治性认同缺失了它的吸引力。文化认同的情况又怎么样呢？由于地理空间的间隔，海外中国艺术家无法找到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有效表现形式，因为作为传统样式的书画和京剧等只是历史样态的民族国粹，而非当代社会的文化语言。而与此同时，本土中国艺术家所采取的文化解构和自我救赎立场，却因为是以当代中国这个现实的文化场域为背景，显露出强烈的地域性和地方特征，有流于社会学写照之嫌。无论如何，一个有没有和如何建立中国文化和艺术面貌的困惑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进展过程而越来越突出地再一次暴露出来。
这些接受、培养和树立起独立判断的个人意识的艺术家们如今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她）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社会政治更加开放、政治性认同式微而商业化和物欲化盛行的环境。这个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他（她）们曾经居住或逗留的西方国家越来越接近或相似——这已然不是那个充满理想和人文激情的八十年代的中国，这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物质日渐丰富、欲望逐步膨胀的中国，那个被称为全社会最大公约数的精神价值的认同究竟在哪里？居住在中国本土的艺术家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变化带来的文化上的困惑，而有着时空间隔的海归艺术家们呢？他（她）们的感受之强烈是可想而知的。他（她）们在海外的时候所面临的最大困惑是如何在融入西方社会时能够保持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而当他（她）们回来后，更加困惑的将是，文化价值取向该到哪里去寻找和创立呢？
也许，文化价值取向和民族身份认同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今天的地球正在越变越小，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越来越便捷和无缝隙，文化上的游牧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它所面对的只是抵制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物质主义和消费意识的诱惑和束缚。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抵制物质化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精神生活应有的自由空间，而精神生活究竟是如何呈现的呢？差异性是精神生活的重要呈现方式，只有差异才有精神生活本身。因此，差异性并不是文化价值认同的障碍，关键在于这种差异性是否准确有效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在当下的文化切实状态。也因此，文化价值或文化身份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或定位其实不是伪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将是我们在开始时提出的，即在文化和艺术上，中国当代的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中国当代艺术能够让我们产生归属感？既然现存的传统样式的文化国粹缺乏有效的当代话语形式，而本土产生的现时当代艺术又因为符号化和程式化的流行而充满了时效性，那么，一种具有归属感的当代文化和艺术，就将是我们所共同期待的。它不可能再是自上而下的强加灌输，它只能是一个开放和动态的讨论和探索，它的每一次展开和深化，就像这些艺术家的走出和归来一样，都是过去的结束和未来的开始，既是一次中转，又是一个锚地。这也正是这个展览取名“驿动”的本意，而这个展览仅仅是作为文化身份认同和民族国家定位这个复杂世纪难题的一次抛砖引玉式的视觉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