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家和批评家之间，常常出现争辩的话题，有的甚至发展成一场官司。“艺术批评”附于艺术，但又处于主动地位，批评家是发现，传播和评说艺术，隐于其后的还有引导艺术方向的企图。而作为其对象的艺术，在艺术家的眼里，批评家的形象如果是指手画脚，废话连篇，或者以话语权利在发号施令，不耐烦到极端的，就喊出了把批评清除出美术的口号。
批评家与艺术家
艺术与批评的二元结构，如此的思辩方式是不是存在问题？
西方的理性思维以二元逻辑为基础，将一切事物进行分割，制造整体与部分的矛盾。在二元逻辑体系中只存在两种逻辑值，只存在两种合理的可能，不存在既对又错或非正非负的其他状态。这就促使二元理性解决问题的方式都致力于以矛盾的一方消灭矛盾的另一方，以矛盾斗争的方式解决矛盾。
二元理性造就了文化的辩论本质。辩论与讨论的差别在于，辩论双方以各自先验的立场出发，以驳倒压服对手为目标；而讨论则不以任何公设立场为前提，来检查所有的可能性。讨论是通过相互理解达成共识，而辩论是通过压制和消灭另一方来统一思想。从这一方法论出发，造就了理性文化的矛盾性、断裂性、狭隘性和排他性，这些特征都存在于西方的大历史中。
历史的现实就是，当一种强势文化取得社会的主导权，便以自身文化排斥其他文化，不允许不同质事物的“并存”，无论是操纵宗教裁判的天主教廷，操纵民主科学的启蒙运动，还是全球时代的“西方中心主义”莫不是如此行事。统一文化是二元理性逻辑的本质，二元理性文化模式产生的正是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
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可归结为逻辑思维体系的差异。中国传统的理性思维是一种源于“和实生物” 哲学思考的“有机逻辑”，万物的秘密不在事物之外，而均在事物之中。
“有机逻辑”首先也是整体逻辑，有机事物是一个整体事物，因此整体是优先原则。整体性代表了共生性。有机逻辑关注整体性运动。整体的逻辑方法就是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整体思辩方法。
“有机逻辑” 也是多元逻辑“，有机的必然是多样的，遵循的也是多元性运动规律。相对于二元逻辑中“是和非”的两种极限状态，多元逻辑可以存在无限多的合理逻辑值。在多元性的整体中，不同的逻辑值相互克制，又相互滋生，构成了有机运动。多元逻辑可以包容二元，因为二元逻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被简化的极限状态；而二元逻辑却无法理解多元逻辑，在二元逻辑看来，对错之间的中间值是一种诡辩，是逻辑体系崩坏的结果。
“有机逻辑” 也是谐和逻辑。谐和是多元性的和谐，谐和的动态形式就是平衡，谐和之下的规律性平衡就意味着序化和分化，其实质就是进化。
Photograph of Thoré-Bürger （1807-1869）
多元性整体的和谐运动，多元性的整体思辩，是中国哲学的核心。理性思维的差异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体现在中国的视觉艺术是连续的，平稳的，包容的，展开的；而不是断裂的，起伏的，替代的，排他的。西方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可以得到发展，这就是文化的包容。中国艺术可以有出类拔萃的油画作品，中国艺术家可以“向维米尔致敬”；但在西方艺术中就很难预料会出现优秀的中国水墨，西方艺术的大历史中也不存在中国艺术，或非洲艺术。这就是东西文化的差异。
因此，艺术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命题，本身就落入了一种作茧自缚的二元逻辑思考，将艺术家和批评家从艺术的整体分离，将我与他分离、将我与我分离，以这样画地为牢的逻辑来进行思辨，造就的矛盾就如有限与无限、偶然和必然，是永远无解的逻辑悖论。相反，艺术和批评如被视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分，批评对于艺术是一个共通体中的和谐运动，批评就不会处于艺术的对立面。
一定的思维模式创造一定的文化，文化是思想的产物。经过近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传统文化式微的今天，世界丧失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还有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
杜尔与维米尔
在艺术家和批评家之间，一个好的范例是历史上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的被“重新发现”。尽管他们并不处于一个时代，仍然可见艺术批评对于艺术的重要。
维米尔的“重发现”要归因于杜尔（Théophile Thoré ，1807-1869），杜尔-伯格（Thoré-Bürger），法国学者，收藏家，和艺术评论家。杜尔在法国七月王朝政权的19世纪30年代是美学和政治领域很活跃的批评家。他赞扬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和其巴比松（Barbizon）画家的作品；小看保守的画家如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以及更流行的艺术家如贺拉斯韦尔内（Horace Vernet）。
他也嘲笑法国的巴洛克（baroque）绘画受意大利的影响太深，让法国作为民族国家的身份显得不真实。他称赞荷兰17世纪的自然主义，以及后来的尼德兰（Netherlandish）绘画。他宣扬大众艺术（“l’art pour l’homme”），呼吁单纯的人类美德。青睐现实主义画家，如库尔贝（他最喜欢的），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印象派画家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
杜尔是针对宪政的艺术评论家，由于支持在1848年革命中的激进派，在1849年被迫流亡国外。作为活跃的历史档案研究学者和鉴赏家，他的重要贡献是重新发现了维米尔。
1696年5月16日的《代尔夫特观察》（View of Delft）刊登了在阿姆斯特丹拍卖中售出的绘画清单，其中编号31。的图解说：“代尔夫特的维米尔从南眺望代尔夫特镇”，这幅画的成交价为200荷兰盾。而后，它在人们的视野中整整消失了126年零六天。它的再一次现身是在1822年的5月22日，在阿姆斯特丹的另一次拍卖中，它的编号是112，这一次的介绍说：“这是大师最著名的绘画，他的作品很少出现，画面是河边的代尔夫特镇，从这个门楼的角度看整个小镇，有塔和桥梁，前景有两个女人在说话，左边的一些人看来是正在准备上一条运河上的驳船；绘画的方式大胆有力，也非常的精湛，给人予充分的想像，在明媚的阳光下，光和水的语调，砖砌的建筑和人类的和谐合成了一曲完美的自然交响”。荷兰政府以2900荷兰盾购进，并提交给了 Mauritshuis Royal Cabinet of Paintings，后来这个举行就职典礼的宫殿成为公共博物馆。
在此之前，维米尔在荷兰以外几乎不为人知。1834年，英国人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在他“最杰出画家作品系列”的目录中，曾经两次提到维米尔。第一次是在“梅特苏（Gabriel Metsu）的学生和模仿者”中，他写道：“编录者对于这个优秀艺术家几乎一无所知，他的图像处理显然具有梅特苏的优雅，并混杂有一些De Hooge的风格”。在“De Hooge的学生和模仿者”的编写中，史密斯再次提到维米尔：“艺术家如此鲜为人知的原因是他作品的稀缺，这很令人费解，他的作品是如何能绘制的如此优秀。”
在1792年出版的绘画集，法国人让巴蒂斯特（Jean Baptiste Lebrun）因为维米尔，曾特地与荷兰方面联系，他写道：“这个范德米尔（van der Meer），有关他的历史什么也没有，他显然是梅特苏风格的大画家，他的作品很罕见。
正是画家有关代尔夫特的惊人绘画，让维米尔被批评家们所发现，并最终让他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艺术家之一。在1857年的巴黎，马克西姆（Maxime Ducamp, ）称赞在海牙博物馆里的作品：“这种具有活力，平稳的，紧致的彩绘在荷兰风景画中非常罕见，有关这个维米尔，我什么都不知道，但请记住这个名字，他很大方的平面用色，厚厚的... ...”
1858年，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也对相同的图像赞叹不已：“维米尔的油彩有一种自发的力量，一种精确度，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亲近感... ...神奇的实现似乎没有玄机。”
所有这一切都落在杜尔的眼里。他的第一篇有关维米尔的研究文章发表在1866年的《 GAZETTE DES BEAUX-ARTS des Beaux》，署了他的化名“威廉伯格”（Willem Bürger）。“十几年前，代尔夫特的维米尔在法国几乎不为人所知” “他的名字从绘画的历史传记中失踪，他的作品从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失踪。”
杜尔用了二十多年来研究维米尔，留下了很多著说，他的研究从他自身在代尔夫特的经历开始。“在海牙博物馆，那些精湛，不寻常的景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城镇，码头，旧门楼，各种式样的建筑，花园，围墙，树木，前院，运河和陆地。银灰色的天空，水的语气有些像生活的回忆；华晨的光彩，颜色的亮度，油彩表现的效果，既是真实的，也是原始的，还有一些伦勃朗（Rembrandt）的成分。”
“我第一次访问荷兰博物馆大约在1842年，这种陌生的画给我的感觉就像置身于解剖课，令人吃惊，像是在海牙博物馆看到了另一个卓绝的伦勃朗，但又不知道如何的去归属他。由维米尔展现的代尔夫特太神奇了！”
“我保存了维米尔杰作给予的记忆 ！以想象的画面来取悦眼球，再以优雅的笔调来描述它。后来，在1848年之前，有几次回到荷兰，有幸访问了一些私人画廊，并在M. Six van Hillegom 发现了另两幅非凡的画作：一个倒牛奶的仆人，和一个荷兰房子的门面，仍然是惊人的画家维米尔，在伦勃朗和哈尔斯（Frans Hals）之后的维米尔，整个荷兰学校最主要的大师之一？为何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一个艺术家相当于彼得（Pieter de Hooch）和梅特苏（Metsu）？如果不是说超越的话。”
有关维米尔的生活知道的不多。不知道他的婚姻，甚至他的死亡日期。“我研究范德米尔的图像，我收集所有的书面文件和有关的人：我通过旧书，旧画册，荷兰档案馆，翻阅传记，它是真实的，我搜索所有那些年代的地标和事实”。
“在1848年我成为流亡者，周游在英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之间，我探索欧洲的博物馆，收集传统，读所有的语言，艺术书籍，并试图解开北方学校，尤其是荷兰学校，伦勃朗和他的艺术圈子，那些仍然显得混乱的艺术史，以及我的“斯芬克斯”维米尔。”
1696年5月16在阿姆斯特丹的销售目录，其中，除了代尔夫特的风景，还列入了其他二十幅维米尔的作品。在艺术家去世后，这些作品已经随着售出而不知去向了。我搜索并验证了超过一打的维米尔作品，并汇集了相当数量的信息。几乎查看了整个代尔夫特画家的全部作品”。这样的痴迷令我化费了相当的精力和钱财。为了一个维米尔图片，我常常需要旅行数百英里：我是疯狂的奢侈，为获得另一个维米尔图片，为了验证我的信念，我甚至折回德国，周旋在科隆，布伦瑞克，柏林，德累斯顿，和维也纳之间。但我还是得到了充分的报偿，首先这是我的乐趣，不仅欣赏了很多作品，而且收购了其中的十几幅，一些是为我的朋友买的，另一些是为了我自己。
在1876年之前我收购了《A LADY STANDING AT THE VIRGINAL》（1672，伦敦国家美术馆），和《戴珍珠项链的女人》（1664，WOMAN WITH A PEARL NECKLACE，柏林，Gemäldegalerie）。在1866年6月从亨利（Henry Grevedon ）那里购得《A Lady Seated at the Virginal》 （1675，伦敦国家美术馆）化了我2000法郎。
杜尔的收藏在他身后的1892年被拍卖，同时带来的是维米尔更多其他作品的公共收藏热。
【编辑：成小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