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后期，文化部系统下属单位及机构，都作为“四人帮”“犁庭扫院”的对象，要作大规模清除清理的。此时的文化部已然“名存实亡”，上面的实际领导是“中央文革”所属的文艺组。到了1969年，“文革”实际上已然陷入混战之中，所有的所谓“革命群众组织”都号称自己是最最最革命的，而其他组织不是“反动的”就是“保守的”。故宫博物院同样也存在着两派组织争斗不休的局面，不过故宫的两派组织，即便都“左”得要命，却没有任何人提出“砸四旧”要砸“文物”的，这大概因为大家都是“故宫人”的缘故，和“红卫兵”毕竟还是有所区别的。
要说故宫博物院在“文革”中百分之百完好无损，似乎也不尽然。据我所知，故宫东北角的城隍庙(即现在研究室、科研处所在的院子)就与原先不一样了。该处正殿中原有的城隍老爷的塑像，在“文革”初期就被故宫的“革命群众”拆毁了，至于这些塑像是否算作文物，我就不得而知了。此外，故宫北门门楣上石刻的“故宫博物院”五个大字，原先是由民国时代的李煜瀛书写的，因为他是“旧社会”的人，所书不宜存留于“新社会”，于是便将此石刻门匾反将过来，砌入墙内，在另一面采用了郭沫若题写的字体。
1966年夏秋，由北京带头，而出现在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形成了红卫兵大规模全国串联，由此北京成为了全国“串联”中心，而故宫又成了北京“串联”中心。于是乎天安门背后的故宫，也变成了“红海洋”。
大概在此前后，故宫博物院内的“雕塑馆”(即奉先殿)被指责为宣扬宗教迷信的场所，故宫的“革命群众”就将原先从一些石窟寺原件上翻制的大型石膏雕像(亦相当珍贵)统统砸毁，文物原件则收回库房。奉先殿如此空着也不是办法，于是北京艺术院校的“红卫兵”和适逢来北京“串联”的外地“红卫兵”联合起来，决定将当时红极一时的四川大邑《收租院》泥塑照搬到“雕塑馆”来(原先一度在神武门城楼上展览)，新的《收租院》泥塑展，在结尾处还增加了农民武装起义、高举红旗上山打游击等“革命浪漫主义”的情节。照搬行为日夜不停地进行着，为时不久《收租院》泥塑便告完，它成了“红卫兵”在故宫“串联”的唯一场所(因为此时故宫其他地方都属于封建糟粕而不对外开放了)。“奉先殿”原先的“工”字形建筑结构，也因为不适合泥塑的展览效果而加以改造，直至“文革”结束后才恢复原样。
不过，人员及秩序杂乱，还是引起有关方面对故宫建筑和文物安全的担忧，终于在1967年4、5月间由上面下达了命令，故宫博物院停止对外开放，并且由北京卫戍区派军队加以保护。于是乎故宫博物院便大门紧闭，所有工作人员就一门心思搞“文化大革命”了，就如前文所说，同社会上一样，也陷入了两派无休无止争斗的局面中。
以上的局面延续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后，终于，“中央文革”对于原国家机关(包括文化部)的人员，有了处置的办法。借着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所提出的意见，全国各地掀起了干部下放的热潮，“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就是那一时间段里特别流行的语词。故宫博物院直属于文化部系统。当时的文化部系统设立了两处“五七干校”，一处在河北省的静海县，一处在湖北省的咸宁县，故宫博物院和彼时直属文化部文物局系统的大部分单位统统下到了湖北省咸宁县的“五七干校”，其中就包括有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因为都属于图书馆、博物馆系统，故而简称之为“图博口”。在湖北咸宁干校中“图博口”的序列为“二大队”，故宫博物院的下放人员最多，在“二大队”下面又再编为三个连队，即八连、九连、十连。故宫博物院的大队人马是集中在1969年“国庆节”前夕开赴湖北咸宁的。
在干校大家睡通铺、吃大锅饭，“与天奋斗”、“与地奋斗”，还要“与人奋斗”等等，就不在话下了。如此这般，时间就进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革命”形势似乎也有了些变化，故宫博物院总不能一直关闭着不开放，不显示“新气象”，于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有极少人员(主要是美工人员及勤杂人员)抽调回北京，筹备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事宜。但是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仍然还是不知道前途如何，甚至包括院长吴仲超在内。随着运动进入“斗、批、改”的“改”的阶段，调回北京的人员开始增多了。我们大多数业务人员就是在如此背景下，开始分为两批先后北上的。不过仍然有个别分子，属于永久留在“向阳湖”的(按照当初军宣队的张参谋长所言：“要有埋葬在向阳湖的决心”，当然“四人帮”垮台之后，这些入了“另册”的人最终也还是回到了故宫)。
1971年的7月5日故宫博物院终于重新开放了。大多数工作人员虽然回到了故宫，不过由于“四人帮”仍然得势，在文化界作威作福，“左”的那套东西依旧猖狂。由于总体环境并没有大的改善，业务工作仍然无法正常开展。故宫博物院面前还是存在着一个“方向”的问题，一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于是在重新开放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种种的争论，以至有人提出要将故宫变成“阶级教育展览馆”、“血泪宫”的意见。所以那时故宫博物院虽然重新对“广大革命群众”开放了，但是在想法和做法上并没有质的飞跃，无非就是勉强恢复到了“文革”之前的模样而已。
这样的情景就一直延续到1976年10月，“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一举粉碎，首先在政治局面上出现了重大的转机，但是具体到文化方面，“左”的那套东西的惯性还是很强大、很顽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彻底否定。记得1978年，故宫博物院在“绘画馆”举办了一个古代书画作品展览。为了展示“新气象”，展出的作品中颇有不少“文革”中的“抄家”物品，那时“落实政策”、“退赔”等项工作还未全面展开，这些纯粹属于“四旧”的东西，还算作是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成果，颇有些当作“战利品”来炫耀的味道。
“四人帮”被粉碎未久，故宫博物院还举办过一个名为“祸国殃民的那拉氏(慈禧太后)展览”，揭露晚清慈禧太后，又联系上了江青，并首次在展览的版面中采用了漫画。漫画中将慈禧太后的形象与江青的形象“合二为一”，“化神奇为腐朽”，虽然展出的效果颇佳，但是其“借古讽今”思路及做法，仍然还是老套子。
对于以上时间段的种种回想，仅凭自己当时所见所闻(还是能回忆起来)，稍稍查了些网上的资料而已，错误实属难免，再加当初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中级与中级以上的各类会议，有不少记述肯定与事实有很大差异，故而请看官们将此文只是作为个人经历看待，务请慎重引用，以免歪曲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