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90年代澎湃的通俗文化向这位学院派艺术家发起冲击时，他选择用一种艳俗的方式思考这个国家的信仰和抉择；而今天，当艳俗从一种时髦变成一种大众的生活方式，他依然无法“同流合污”，而是继续做一个观察家，一个思考者，一个彻彻底底的艺术家。
中国艳俗艺术代表人物俸正杰也遵循了艺术圈的这一传统——请艺术教父栗宪庭为自己的下一代取名。当栗宪庭拿出厚重的辞海，翻到“三川”这一词条时，俸正杰眼前一亮。“三”是俸正杰下一辈的辈份，“川”则代表今天的四川，他的家乡。所以俸正杰当场决定，为即将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取名“三川”。
这是2008年初的决定，这一年，俸正杰40岁，他第一次结婚，第一次做父亲，第一次发现人生中还有很多事情比艺术重要。
而在14年前的冬天，当他即将从四川美院研究生毕业，寻找自己的出路时，也是栗宪庭，将他从四川带到了北京。去北京是他当时打定的主意，尽管他并不清楚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但从过去的信息他得出如下想象：北京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在这里碰撞，年轻人在这里过着艺术、诗意、浪漫的生活。
“艳俗”终究不是一个讨巧的词
1995年的北京艺术圈确实风生水起，以“F4”为代表的当代艺术家成名并富裕，“玩世现实主义”受到西方追捧，一个愤世嫉俗、激情四射的中国当代艺术时代，正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南方经济冲动一起，向这个保守的社会主义国家发起冲击。
而当时的俸正杰，一个艺术圈的毛头小伙子，一个内敛而友善的四川人，到北京后却并没有机会享受这个繁荣时代的艺术盛宴，他向栗宪庭借了一辆自行车，跑遍北京各大学的艺术系，递交求职资料。几个月后，他接到北京教育学院的面试通知，由此获得在北京落脚的宝贵工作机会。
10多年过去，俸正杰早已辞去教职，成为一名成功的职业艺术家，中国艳俗艺术的代表。栗宪庭说，中国的艳俗艺术，是从泛政治波普热潮中衍生出的一种语言方式。中国90年代中期消费文化的泛滥，为它提供了艳俗的审美语境；同时，上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艺术通俗化，给它输送了养分。而俸正杰那些大红大绿大粉的大头作品（几乎都为中国女性），在艳俗艺术领域达到了成熟境界，整体上形成一种快乐、漂亮、妩媚、鲜艳、肤浅、脆弱??的趣味。
但“艳俗”终究不是一个讨巧的词。它没有“伤痕美术”文艺，没有“乡土艺术”质朴，没有“现实主义”酷，也没有“卡通一代”炫。艳俗代表着肤浅、大众、普通，就像中国传统的大红花布，从来和高雅、经典无缘。
俸正杰似乎对此早有心理准备，除了年复一年地制造艳俗作品，还在生活中贯彻艳俗气质。他梳着中分头，开着豪华跑车，穿着颜色鲜艳的衬衫、T恤和鞋子。他位于北京费家村艺术区的工作室更是色彩斑斓，粉红的沙发，绿色的铁门，甚至连垃圾桶都是粉色的。最吸引眼球的还是他那些巨幅的大美人头作品，画面都是大红大绿，画中女人的形象大多取材自时尚杂志，拥有浓艳的脸庞和斜视的眼神。一张张画排在一起，除了主角从电影明星张曼玉变成名模吕燕，似乎也看不出太大差别。
但如果仅以这些判断俸正杰是一位肤浅的、刻意追求特殊效果，按照西方人喜好创作的画家，你就将失去认识一位社会观察家的机会。
“恰恰相反，”意大利博洛尼亚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洛伦佐·萨索利·德·彼安奇说，“俸正杰是一位思想者，是一个喜欢思考生活现实的人，他对时代精神非常敏感，正如每个时代的伟大艺术家们一样，他是伟大的社会观察家，并用极其清晰的思维对其进行分析、分割和探测。”
我要把树叶一片一片画下来
这种观察能力是从何时开始显现无从考证，在回忆时，他总会想起小时候的家庭。在四川安岳县的一个农家里，母亲作为童养媳，从小就到了父亲家，而父亲在1958年被成都一兵工厂招为工人，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城市。1968年，长子俸正杰出生，为孤独的母亲带来依靠。
“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家庭不是完整的。”俸正杰回忆说，“父亲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一次，这让我感觉很压抑，每次我都不愿意让他走，总希望他能在家里多住一段时间。”他记得，父亲每次回老家，总会带回很多城里的零食和连环画，这让他非常骄傲。但父亲一走，他就觉得家里空空的，好像失去了什么一样，很难受。
上初中时，12岁的俸正杰因为肠胃不好，被父亲接到成都，一边治病，一边在兵工厂的子弟中学上学。而小他8岁的弟弟则留在老家。城市的生活并没有好到哪里去。那时父亲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这对父子只能挤在一张单人床上。每天早上天还没亮，父亲就用脚把俸正杰踢醒，让他去厂门口的路灯下看书或跑步。
“父亲似乎对我没有特别的要求，也没要我出人头地，他只希望我好好读书。”俸正杰说，“我母亲也是，尽管她目不识丁。”
但俸正杰很快和一帮城里的孩子混在一起，不做作业，逃学，打架，考试一塌糊涂。他因此做出人生第一个重大决定。当年回老家过完春节，父子俩收拾好行囊准备回成都，刚跨出大门，俸正杰突然宣布，“我不去成都上学了。”这是他计划了几个月的决定。在最后关头宣布这一消息，是因为父亲必须要赶当天唯一一班开往火车站的长途车，也不可能为他留下来。为了安慰气急败坏的父亲，俸正杰保证，一定要好好念书。
半年后，这个只能考30分的男孩创造了奇迹，升学考试考到年级第三，他如愿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我当时就想考师范，可以吃国家粮、不用挖泥巴、有份稳定的教书工作，然后一辈子也不用再读书学习了，找个老婆过日子就算了。”
所以，在进入师范学校后，俸正杰天天想的是放开了玩，混到毕业。直到1984年秋天，中师二年级的他必须在音乐和美术两种课程中做出选择时，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一生要走的路。没错，就是画画，他天生五音不全，当然只能选择美术课，当他拿起画笔随便画了几笔，却获得了老师的表扬。“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像吃了药一样，一画画就觉得全身兴奋，感觉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感觉这是可以一辈子做的事情。”
那时学校附近有一条小路，路两边长着桉树，夏天时挂满了绿油油的叶子，迷上画画后，俸正杰就暗暗发誓，“等我有了能力，一定要把这些树叶一片一片全部画下来”。他说那时的自己像疯了一样，进入一种痴迷的状态。有一段时间，他总是等到宿舍熄灯查完夜后悄悄溜出来，到教学楼里的美术室画石膏像，画到后半夜再回宿舍睡觉。
我现在每天的生活难道不真实吗
因为画画，俸正杰成了安岳县一个名人。等到从中师毕业时，其他同学大都被分配到偏僻的农村，他却毫不费力地被留校。但那时他已经不再满足铁饭碗的工作，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有前途的人”，所以，1988年，20岁的俸正杰放弃保送，考入位于重庆黄桷坪的四川美院。但这一切，他都没有跟父母商量，“父亲是一个老实、本分、孤僻的人，也是厂里的技术能手，人人都认为他很能干，但我知道他社会活动能力非常有限，所以从来不给他们提什么要求，提了他也做不到，反而给他增加烦恼。”
自1979年恢复招生以来，四川美院一直是中国现当代艺术的旗帜。罗中立、何多苓、程丛林、周春芽、张晓刚等人在这里留下几乎难以超越的传奇。俸正杰入学后很快以品学兼优引起师生们的注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将顺从地做一名学院派艺术家。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他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思索，对先锋派画家产生了兴趣，并强烈地感到有必要与传统决裂，开始研究新的手法和材料。二年级时，他拒绝美院学生去大巴山、凉山少数民族聚居区写生和体验生活的传统。“难道去那里呆一个月就能体验到真正的生活吗，而我现在每天的生活难道不真实吗？”他反驳说。
他在创作上也试图突破美院传统的灰色、沉重的调子，开始尝试鲜艳的色彩。“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觉得鲜艳才有现代感。”这种尝试促成他在1992年创作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系列—“解剖系列”。而当年除夕与堂兄一道去买年画的经历，则让民间的年画色彩和形式从此进入他的作品。
“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美院所在的黄桷坪的变化，”俸正杰回忆说，“仿佛是一夜之间，港台文化进入中国内地，四大天王的招贴画和港片的海报挂满了学校周围，80年代流行的深刻的西方哲学受到极大冲击，一种俗气的文化正势不可挡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想表现这样的生活。”
但他第一次卖出的画作却并不是这些先锋作品，而是他的课堂作业，其中包括一张静物图，主题是一盏马灯和两个梨，画布是打着补丁的床单，画框是他在外面捡的小木头做的，一个当时在重庆做画廊生意的人找到他，出价3000元买下了6件作品。他后来转了几次公车去画廊拿钱，老板用一个当时最流行的腰包给他装好，但他不敢挂在腰间，而是死死拽在手里，等回到学校，腰包全都汗湿了。“那时我家里的经济情况很不好，3000元就意味着一年的花费，可以买很多东西。”
1994年到1996年，也就是俸正杰的研究生学习期间，他又创作了《皮肤的叙述》系列。“如果说80年代的新潮美术首先表现为一场文化运动，通过引入西方现当代文化来反抗、解体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使其向当代社会开放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我们的艺术则应该清理和反思这场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现实，发现其所隐含的问题。”他对这一系列作品做出注解。
在美院，他的这些作品并未受到太多好评，更无法成为主流，但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都在探索，包括当时还在四川美院任教的张晓刚、叶永青，虽然每个人形式不一样，但都在开始尝试挖掘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很困惑，”俸正杰说，“我对流行、通俗文化并不那么喜欢，但我意识到这种文化又将改变这个国家，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这让我无法接受，又做不到坦然面对。”
在他们争得与世界关系的那一刻，仿佛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1995年，俸正杰从四川来到北京—这个他梦想中的浪漫诗意之城，他的生活并无太多改变，这个艺术的城市需要物质作为生活基础，而微薄的教员工资只能供他勉强度日。那时，他又鼓励弟弟放弃工人工作（接父亲的班获得），考上了四川美院，而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加拮据了。每个月工资发下来，他首先是寄300元给弟弟，剩下的钱，“交完房租就迷茫了”。
“最开始是在学校办公室睡了两年，后来就是四处搬家，”俸正杰说，“那时候除了经济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艺术问题，没什么展览机会，也没太多人知道自己的作品。”而他的同学们毕业后大都加入了创业致富的队伍，“他们的选择不会对我构成任何影响，我很清楚那不是我要的，我就想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1997年，在多次拜访了一位婚纱摄影师朋友的影楼后，俸正杰开始创作“浪漫旅程”系列，身着鲜艳传统服饰的新婚夫妇，宣告着自己的幸福生活。评论家认为，从这一系列起，俸正杰可以被定义为一位拥有不容被混淆的风格，极具个人特色的画家。但他没有在那个热闹的时期一炮而红，“我在这条路上其实走得很慢，没有突然改变，只是每天都往前走一点。”
90年代末与俸正杰开始接触的著名艺术经纪人程昕东回忆，第一次看到俸正杰的作品，他直接找到了俸正杰的工作室，一聊就是一个下午。那时俸正杰在创作“酷”和“蝶恋花”系列，艳俗的味道愈发浓烈，“我第一次见到他作品时眼前一亮，那时没有人用民间年画的形式来反映当下问题。”程昕东说。
2000年后，一系列突出嘴唇、面孔、发饰、表情、眼神的中国女性形象作品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俸正杰至今仍在创作的“中国肖像”系列。“如果说前一阶段的作品是以表面的浮华艳丽来反衬人物内心的空洞与虚荣，那么现在的作品则是以简单的形象、浓缩的色彩来直逼人物的内心世界，”俸正杰说，“她们不是某个特定的人的肖像，而是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动荡，表面浮华光鲜，心理状态复杂微妙甚至空洞、茫然的中国人‘肖像’。”
在程昕东的推动下，俸正杰的作品很快推向纽约、巴黎等地。深谙中国当代艺术的洛伦佐·萨索利·德·彼安奇说，“我相信如今没有任何艺术家能比俸正杰更好地表现出他的国家在全球化和暴富的冲击下，几千年的传统经受了怎样的动荡。他的作品强调了物质生活质量和传统精神价值之间的隔阂，突出了年轻一代的困惑和迷茫：在他们争得与世界关系的那一刻，仿佛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俸正杰也不同意他那些中国符号作品是在为西方人而画的论调，“所谓我的作品在国外更受欢迎，是因为国外的人会买或者收藏，而国内收藏者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的人不喜欢，就像‘中国肖像’系列作品，刚开始一两年国外的人也不理解，后来慢慢就接受、喜欢了。”
当然，艳俗的意义在他这十几年间的创作中已发生巨大转变。90年代，他借用艳俗来讽刺和反思社会，而现在，2000年后，当流行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已经在外表跟上了国际潮流，艳俗的目的是要观察人们的内心是否也如外表那样国际化。“所以我选择从时尚角度去观察，因为时尚对人的影响最为明显，比如外表，比如眼神，但我并不是热爱时尚，而是想探寻时尚给中国人的外表和内心带来的变化。”
他承认，在骨子里，他依然保守、传统、深沉甚至忧郁，艳俗只是外衣，是他观察这个世界的屏障。就像婚姻，过去那么多年他一直未婚，不是因为他特立独行，而是因为他未能遇到。所以，4年前在一次朋友的服装店开业聚会上，当他在人群中发现一个孤独、安静的女孩，他就立刻走了过去。“我问她有喜欢的衣服吗，她指了指一个包，也不说话，然后我就再也找不到话说了。”两年后，他和这个比他小16岁，名叫熊雨花的女孩走到了一起，并结婚，生子。
我不再认为艺术是人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
但有一个遗憾却让他背负终生。在他9年前把父母都接到北京生活后，父母却双双患上癌症，母亲于2001年去世，父亲也在2006年走完人生旅程，看到儿子结婚生子是他们的最大愿望，但俸正杰未能实现这一承诺。“这是我最大的遗憾，40岁以后，我不再认为艺术是人生中唯一重要的事，家庭、儿子、生活对我一样重要。”
这位艳俗艺术家也似乎看透了目前最流行，最俗气的“天价”、“泡沫”之类的问题，他说人的艺术生命很长，价格只是现阶段显得比较重要的话题，但其实当代艺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很时髦的标准，比如80年代在美术杂志发表作品，90年代参加国际的展览，所有这些都是艺术和社会发生关系的某一个方面，但跟自己的路怎么走没有任何关系。
他的路，还是得一个人慢慢走下去，就像过去那些年，他一个人决定不回成都念书，决定考师范，决定学美术，决定来北京，以及，决定一直艳俗下去。“对艺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而不是给外界交代。”俸正杰说，“我不会强迫自己改变，就像以前没有强迫自己一定不变一样。没有市场的时候我在画这些，现在受到欢迎，有了今天的我，恰恰是因为以前我尊重自己的感受。”
他说，也许这辈子就按这种风格一直画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