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现代艺术讲究社会参与
李斌是《伤痕》《枫》以及《张志新》重要的参与者，这些著作既成就了他的艺术，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怎样的一种人文态度?我们艺术家是否应该向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靠拢?我们是不是要提倡和保持78、79年时期的艺术创作状态?”这些问题一直萦绕着李斌，由于最近四五年刚从国外回到中国，他还不大习惯中国当下的表达环境。
这些问题是他必须面临新的角色定位，而在此之前，他的确做出过很多改变自己类似的角色定位与抉择。 比如，在1966年，他还是一名学美术的学生，他拥有那个时代艺术青年们共同拥有的特点;国家意识、艺术理想、青春冲动……
对于这个国家的一切，他给予了相当大的浪漫想象。于是，他自愿要求去生产建设兵团去当一名普通的文艺宣传兵。返城之后，又出国到美国、日本等国家学习进修。当他再次回首时，不得不对自己的国家命运和个人经历重新再认识。
李斌是一个性情中人，这个性格至今没有改变，面对看不惯的问题时，他一般都会无所畏惧的仗义执言。甚至，他身上还延续着出国前的那种浪漫主义激情和知识分子理想。
时代人物周报：你下乡十年是怎么过来的?
李斌：我总体还比较顺畅。我和刘宇廉、陈宜明都是出身不好，我父亲是右派，而他父亲则是“资方代理人”，由于我们有一技之长，所以能生活下来。不管是刘宇廉、陈宜明、沈嘉蔚和我们这一帮在黑龙江兵团的“文艺兵战士”，应该算是下乡知青里的“贵族”了，总体过得还算不错的。每个月我们有30多块钱的生活保障，然后又在部队里抓文化工作，我们有90\%的时间都是搞创作。虽然，也有过当农工、电影队放映员、老师，但主体还是搞创作。我的工作是负责把几个团好的创作员组织起来，把他们画得好的作品推荐到兵团佳木斯总部，然后参加省乃至全国的美术展览。
时代人物周报：物质生活艰苦吗?
李斌：全国的情况我不知道，但对于我们黑龙江兵团搞文艺宣传工作的知青而言，很少有什么艰苦的回忆，不管是画画还是当电影放映员，可以说都是吃香喝辣的，都能得到较好的招待。至少，我们不像那些在连队干农活的兵团战士那么艰苦，即便如此，据说我们那里的情况也比全国其它地方要好。总体而言，物质上没那么艰难，最艰难的应该是精神世界，没有书读，没有教育和知识来源，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话，我们绝对是美术学院的学生。
时代人物周报：那么，你如何看待自己在黑龙江兵团那一段经历?
李斌：对于个人而言，兵团是我们的绘画专业人才成长最好一所“学校”。但是，当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时，我们才能重新认识到这段历史的残酷性。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的人认为“上山下乡”似乎很浪漫。
李斌：现代很多年轻人认为我们知青时代是一次浪漫的经历，没有任何伤痕可言，我觉得这里面恐怕还是有点问题。年轻人之所以这么认为，我想更重要的因素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文艺作品。譬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可能喜欢是里面那种无拘无束、单纯、浪漫的，区别于今天的现代化生活的状态。
那个时代的浪漫主要是什么都匮乏，所以什么都看得很珍贵，现代年轻人什么都习什么都无所谓。在一个国度里，感觉到轻松、自由没有任何问题，但每个人应该有个常识性的记忆，所以，把那段历史浪漫化绝对是一种错误。
《时代人物周报》：返城后，你们又是在一种什么状态下创作《伤痕》的?
李斌：进城之后，我们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伤痕》让我们有了一次再创作的机会。起初，我们并未意识到什么伤痕不伤痕，可后来我们开始发现，《伤痕》里面描写的故事主角其实就是我们，出身不好，有过与家人划清界限的痛楚，有主动自我改造的激情……所以，我们画起来非常的顺手，也很认真。等到了《枫》的时候，情感便不是那么简单，并不是小说里有什么我们画什么，而我们开始有些“借题发挥”，触及到了一些实质问题。
《时代人物周报》：你心目中的艺术家究竟是一个什么形象?
李斌：由于我长期在国外，所以，中国究竟哪些改变了，哪些没有改变，我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想，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都应该有一帮书写历史真相、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公共意识、人文情怀的中坚力量，我想，这些中坚力量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我是一个画画的，我有自己对这个社会关注的表达渠道，我还是会关心一些这个国家、社会乃至人性的问题。对于艺术形式上的问题，其实已到了一个极限了，现代艺术还是讲究社会参与，所以，艺术家也应当勇于参与到现实和真相中去，为此，我宁愿不当一个纯艺术家，也要把屁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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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