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本土涌现出大批双年展，堪称双年展的爆棚期，据统计每隔两年，世界上就有140多个双年展在全球各个城市举办，国内的双年展究竟是声名鹊起还是杂乱无章，抑或二者掺杂一起，梳理四大怪象管窥一豹。
从未中断的暧昧审查
1992年，中国正处于“下海”的时代狂潮，广州艺术双年展在广州中央大酒店展览中心开幕，展出作品近400件。这是中国双年展的发轫之举，并从一开始就打出将艺术推向市场的旗号，可以算作是中国当代艺术与市场的合作宣言。策展人吕澎回忆：“那个年月的真实情况是，‘八五美术运动’早就结束了，在1989年6月之后，前卫艺术或者现代艺术几乎没有任何展览机会，部分现代艺术家已经失去了稳定的工作与经济来源，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和资源为他们的展览提供支持。”首届广州双年展由企业主办，似乎打破了过去由政府主导的桎梏，但实际上这届双年展依然受到了严厉的审查，部分艺术家的作品甚至遭遇“下架”的威胁。
吕澎回忆广州双年展的时候表示：“开展时，有8件作品不符合审查的标准，被文化局要求取下来，其中就有王广义的《大批判》。我说那要把艺术家的300元报名费退回去，投资人不同意，结果官员说没有义务退，我说这些作品就只能挂在墙上。这个例子听上去很脆弱，但它说明了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变化。”
2009年首届798双年展，以“流动的社群”为主题，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重庆最牛钉子户吴萍、爱摄影的陈冠希老师等社会“问题公民”被双年展当作艺术家邀请参展，但紧接着就有了各种被禁：绘画被禁展、行为被禁演、视频被禁播等。
国内的双年展从最初的1992年到近年一直未中断被审查的命运，但审查越来越暧昧，就像每年被拉闸、驱散的栗宪庭独立电影节一样，总有办法办下去。或者可以说这个现状不仅仅是双年展的，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甚或是中国当代整体文化的最大现实。
政府资金，要扶持不要捣乱
1996年，首届上海双年展就由上海市政府投资创办，当时的上海副市长龚学平给上海双年展特批了50万元项目专款。2000年上海市政府专项拨款100万元，2002年上海市财政拨款200万元，2006年拨款400万元，2008年拨款超过600万，2010年据策展人许江的说法是不低于1000万——政府的拨款数字在逐年递增，加上出资方的多元化，背靠相对雄厚的资本，上海双年展的品质越来越引人注目。2014年，第十届上海双年展宣布由策展人兼作家安塞姆·弗兰克担任时，上一届的策展人邱志杰祝贺：“安塞姆·弗兰克很棒！他做出过史上最好的台北双年展，期待他做出史上最好的上双。”
在资金问题上，上双是幸运的，相比之下重庆双年展备受资金困扰。首届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投入不过区区70万元，堪称史上最拮据的双年展。第二届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的总策划冯斌表示：才100万元投入就想做双年展?第三届策展人俞可表示，这是世界上投资最少的一个双年展。面对资金的困境，艺术长沙创始人谭国斌表示：“第一届艺术长沙的举办，顾忌到学术的纯粹性，当时回避了赞助资金的进入，而着力于政府职能部门行政上的支持，后续活动的举办也基本遵从这一原则。”相比之下，北京双年展在资金上几乎全部来自政府，对于展览的费用开销并无压力。策展人杨卫表示：“北京双年展，无非是一个全国美展的翻版，无论是组织结构，还是作品评选，沿袭的都过去的老路。比如千篇一律的美协领导挂帅，集体充当策展人与评判委员，比如由美协领导推荐参展艺术家，共同评出奖项等等。这些都避免不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近亲繁殖。”
可见政府的资金扶持有利有弊。资金带来的行政官僚化导致双年展的负责人和参展艺术产生过多裙带关系。首届大同雕塑双年展是在前任“拆城”市长耿彦波的大力支持下开启的一个长期文化项目，但在第二届时市长调任太原市，让这个双年展变得岌岌可危。一些地方政府对双年展的态度正在由“不配合”到“暗中观望”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努力配合”，但如何让扶持不变味、不捣乱还有不少功课要补。
赶英超美大放羊、大拜年
批评家费大为曾在2002年为上海《艺术当代》杂志讨论双年展的专栏杜撰了一个跨页的名单，以全中国的城市来命名双年展，题目是《1096个双年展》，费大为对此表示：“我确实很烦双年展这个主题。双年展实在太多，它成为全世界拷贝的模式，因此迅速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在我看来，全世界有2-3个双年展足矣，何必要这么多呢。除了双年展，各国的美术馆尽可以做一些很好的主题性展览，何必耗费巨大资金去赶这个空洞的时髦。我用了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写完了这篇6733字的学术文章。编辑部主任慧眼识珠，同意发表我的恶搞，这就是《1096个双年展》这篇文字的来由。“
北京双年展全名是“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于2003年经国务院批示创办，决策和主推力量是中国美术馆和美协的高层。参展国家在数量和规模上几乎是“大跃进”式的“赶英超美”，但偏好架上绘画，“高大全、红光亮”与上海双年展相比不是一般的保守。所以，即使是北京的艺术圈，对北京双年展的大名都不甚了了。总策展人的权力其实并不大，只是扮演了协调和具体执行的角色。而且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策展团队，给执行者的权力仍然是有限的，并且对当代艺术趣味和标准的变化微乎其微。
除此之外，国内双年展影响力较大的成都双年展也由市级政府支持，得到归国华侨出资赞助，且和政府重要招商引资项目相关。作为民营资本独立投资且以城市名字命名，既有其独立性和自由度，又不可避免有更多的牵绊。2005年双年展的新举办地新国际会展中心也处在当地政府“向东向南发展战略”中的重要项目“世纪城”之中。
此外，“中国西部国际艺术双年展”、“草场地双年展”、“全国画院双年展”、固安美术双年展、江西艺术双年展、“八荒通神—哈尔滨美术双年展”等以双年展名义创办的展会，不过大多赶赶“双年展”的时髦，得其名而无其实。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从首届上海双年展的主题“开放的空间”，到此后的“海上·上海——一种特殊的现代性”、“都市营造”、“影响生存”、“快城快客”“重新发电”，一直到今年的“社会工厂”，上双一直以来以国际姿势傲视群雄。除了策展主题，在策展团队、展览的组织架构以及资金运营都处于引领位置。
然而，对于非一线城市来讲，“地域性”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2012年10月，首届新疆双年展在乌鲁木齐开幕，但引来很多新疆艺术家的不满，因为展览跟新疆当地艺术家无关。2014年，在张子康的推动下重新开幕的首届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着重照顾了这个问题，展出了多位新疆籍艺术家以及在新疆采风创作的艺术家作品，尽管依然包括18个国家艺术家。
艺术长沙创始人谭国斌认为：“本土的展览没有当地人的支持，肯定是不会成功的，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艺术长沙’本身就是因为在长沙举办，有当地人的支持，有省博物馆、湖南广电、湖南卫视的支持才办成功的。”
艺术家邱黯雄曾表示，双年展在全世界蔓延，中国的双年展在今天的功能和含义可能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艺术范畴，因其政府的背景，它承载了更多的城市的宣教功能，以及对所谓的国际大都市的一个证明。双年展更大意义上是艺术圈的江湖逸事，八卦消息。
本土双年展的问题多多，它既是问题的生产者，也是当代问题的产物，策展人郭晓彦道出了双年展的理想：“双年展要显示艺术的当代问题、前瞻性、批判性等意义，对社会中的敏感问题予以回应，是具有意义的展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