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美术”这样的艺术形式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没有谁去刻意去为了表现伤痕而伤痕
陈宜明：“那时很真诚，也很幼稚”
陈宜明是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的，1976年，他和刘宇廉一起调到了哈尔滨画院，后来，他又和刘宇廉、李斌一道创作了《伤痕》《枫》以及《张志新》，在政治上受到过一定影响。目前，他是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的教授。目前，他的生活状态很平淡，也很简单，一天大多数时间都是只辗转于学校、画室、家之间。
《时代人物周报》：你对“伤痕美术”有什么新的看法吗?
陈宜明：历史给“伤痕美术”的定位已经足够了，所以，我不太爱有事没事去谈论这个问题。“文革”后，中国文化界出现类似“伤痕文学”、“伤痕美术”这样的艺术形式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没有谁去刻意去为了表现伤痕而伤痕。我们搞“伤痕美术”时，也根本没有什么刻意的行为，而《连环画报》向我们约稿，我们也认为符合我们的身份，并且我们自己亲历了这段历史，所以才画的。至于美术乃至文化界怎么去评价和认识，那是后来的事情。当然，“伤痕美术”之所以给当时的美术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那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文艺政策路线，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画，所以，显得很自然。
时代人物周报：当时是不是看到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变化?
陈宜明：没有。我想，即便是罗中立在创作《父亲》时，他也根本没有想到更为复杂的问题，如果一个画家的创造，事先还要去研究整个社会环境和生态的话，那么，他一定很累。当时，他以画毛主席同样的尺寸去画一个普通的农民，为什么受到那么大的反响和共鸣?我想只是一个偶然中的必然巧合。我们画《伤痕》《枫》也一样，我们哪有时间去考虑那么多的东西?后来，我想大家之所以反映那么热烈，主要是因为中国搞政治运动的确是太长了，大家需要让自己的精神放松一下而已。对于艺术，现在谁要是去刻意做一个什么东西，肯定是很难成功的。
时代人物周报：你现在还关心政治吗?
陈宜明：我今天已经五十多岁了，对很多事物都已经很麻木了，包括政治。
时代人物周报：是在刻意回避吗?
陈宜明：也不全是，我认为搞艺术的人还是要回归到艺术本身，再说，搞艺术的毕竟是搞艺术的。
时代人物周报：真的不关心吗?
陈宜明：也不全是，其实还是关心，毕竟，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但是，我不想再参与其中了。平时，我除了单位，就是呆在画室里，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很难再产生什么划时代的作品。但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年青画家们或许可能产生划时代的作品，因为他们就活跃在这个社会的核心。
时代人物周报：是那段经历影响了你吗?
陈宜明：不是，因为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青年的朝气、活力都摆在那里的，所以，并不觉得那段经历很苦。只是返城后再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时，才发觉自己原来经历的是一场噩梦，但很多东西都已找不回来了。
时代人物周报：78、79年是不是你创作的高峰期?
陈宜明：我一般不太愿意谈这段历史，在创作上，其实那个时候是很幼稚的。在此之前，受到美术教育也不是很正规，直到后来我进学校到老师至今，我反而是认为显得更成熟一点，离艺术更近一点。78、79年虽然影响很大，可影响并不意味着就是我艺术的高峰期，我是比较客观的看这个问题。不过，现在与那时无法比拟的是，虽然当时技术上很幼稚，但创作的态度却很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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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