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下山》布面油画2010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何多苓的个人巡回画展被命名为“‘士’者如斯”，2011年5月8日在上海美术馆揭幕，9月将移步北京中国美术馆，再往后，计划去往欧美的重要美术馆。
策展人欧阳江河认为，“士”，也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在何多苓身上有着不可多得的贴切体现。“中国文化的最高体现，很多人认为是绘画和书法。这里面隐秘和微妙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如果在当代艺术里还有残存，还作为精神密码传递到某些人的身上，有可能变成什么?我们可以从何多苓这里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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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时期凝重、抒情的何多苓,已经蜕变成“蓝色时期”更为单纯轻松、更为克制内敛的何多苓。
风雨飘摇之时，我不应该叫孩子们出门
记者：你自己怎样形容这批新作?
何多苓：画法轻松多了，画得很流畅。这是我一直很喜欢的，笔到意到，不是用很笨的办法把形体画出来让大家看。画本身就是内容。
中国文化里，笔墨和内容是完全一体的。这是中国绘画对世界绘画的贡献。1990年代我在美国看中国古画的时候，受到的震撼远远超过西画对我的震撼。西方绘画的表现主义没有泼墨画那么考究、敏感。
实际上我不画国画，我画的是油画。我的画还是很敏感的，刷子加上侧锋、笔尖的控制，加上各种各样的油，还有油画底子的粗细很不一样。在情绪上、画面控制上我往少里走。画到最后，画变成你的技法和思想。那是极限的追求。
记者：你现在的画青色比较多，冷色调比较多。
何多苓：很多画家年龄越大，画的颜色越暖，在我正好相反。蓝紫色在性格上是比较犹豫和压抑的。我不喜欢极端的情绪。明显的清晰的倾向，我觉得都应该在里头慢慢体味，不能过于强烈。我在1980年代的作品，现在回头看就很强烈了，而且有激情在里面，有一些极端的表现。
记者：过去你的画文学性特别强。
何多苓：我现在又回到文学性的时代了，但跟1980年代的文学性也有区别。那时候受超现实主义影响，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意象，有很悲壮的东西。现在没有了，非常平和。
比如《睡美人》，我觉得画一个人躺着没意思，就画了盖着被子睡觉的美人鱼，用安徒生的典故，背景上是海棠树，类似中国花鸟的符号，有点传统花鸟的用笔。海棠和床结合在一起有种荒诞性，而且把空间切断了。传说中美人鱼会浮到海面上，很漂亮，但我限制了背景，美人鱼只是躺在床上睡觉，和水没有任何关系，尾巴也不起作用，而是成了累赘。
《兔子的诞生》，原型是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把维纳斯左右两边的人全部去掉，水是被污染的水。我用我在798买的一个盘子代替原作中的贝壳。《维纳斯的诞生》是古典人体美的典范，身体呈“S”形，表情也非常美。但我把她改造成了很惊恐的表情，身体蜷曲，而且我把关键部位全部遮起来，让她面对一种压力，或者被迫害的可能性，把古典美消解掉。但仍然有她自身的美。
记者：你的地震系列文学性更强。
何多苓：地震时我去了灾区，我印象最深的是儿童的死亡，太多了。我去的时候，北川中学正在往外挖尸体，废墟里埋了几百个学生，那种感觉特别强烈。两个月后我画了一系列这样的画。孩子的身体都是显得若有若无，中间完全断开，像被雾遮住了的幽灵。我在画的下方题了字，马勒的《儿童死亡之歌》有一首标题叫“当风雨飘摇之时，我不应该叫孩子们出门”。我写的是英文，并不指望谁都看懂它。作为画的标题太长了，就改成了“出门未归的儿童”。你会感觉到孩子们的灵魂正在回来，正在寻找一些东西。
记者：《母亲》这幅画很多人喜欢，看了很感动，你觉得打动他们的是什么?
何多苓：这幅照片是我在母亲去世以前两个月拍的，当时她一直住在医院，坐在轮椅上。母亲是严重缺钙，行动不便，最后全身衰竭，她活了86岁。母亲这张脸我画了很长时间，很不容易画，因为老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已经是一副躯壳了。但是你要画出很复杂的东西，好像没有什么语言，但你必须说出一切。
父母去世以后，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跟他们交流不够。在他们的晚年我挺忙的，也去得不多，有时候去了，也觉得跟老年人没有什么可交流。我画画的时候，感觉到有种交流。我母亲最喜欢桃花，每年坐轮椅都带着她去看桃花，所以我画了桃花。
当院长还是坐牢，那我选择当院长
记者：很多评论认为你的审美追求与你的孤独状态有关。
何多苓：我本质上还是习惯孤独。
画面上体现的东西是我最渴望表达的，在198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跟生活本身的距离接近一点，对我自己来说是比较强烈的情绪表达。现在(画面)跟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生活中经常是一个人待着，时不时还想热闹一下。这种(孤独)状态仅仅在画面上存在，就是潜意识的综合体，我希望这种表现越丰富越复杂越晦涩越好。画面传达出的东西，是你用语言完全没有办法去描述的。我觉得语言终止的地方需要去绘画，真需要用文字的时候不值得去画。
记者：但绘画语言也有自己的局限?
何多苓：任何语言，它独有的表现方式就是它的局限，绘画也是这样。所有我要表达的东西都是用笔触、色彩来表现，甚至标题与画面都是若即若离。画家不会在作品旁边配乐，或者站在你旁边解说。绘画的局限性在于它是静止的，是一个瞬间，不像影像、文字是流动的。但是绘画的主观性更强，对我来说，这个语言远远没有穷尽。
绘画语言的沉默就是我追求的，所以它的局限对我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反而带来一种自由。我要充分使用它，我不想让我的画成为演出形式，比如唱歌、演戏、电影。
记者：很多年来你给人的印象是一直不在“主流”之中。
何多苓：我完全习惯了。我是听到我可以不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会特别高兴的人。有人觉得自己是中心，你把他排除在外他很生气。很多时候我乐意当一个旁观者。
我愿意躲在一边做自己的事情，对很多事情保持清醒的观察和认识，如此而已，不一定要介入。我就这样存在了这么多年，虽然经常是若即若离，但是没有从中国美术界消失。他们问我，对你的学生灌输这套吗?我说我从来不灌输，因为他们年轻，更积极一点。像我这样会损失很多东西的。在节奏这么快的当代社会，你还是应该积极一点。
记者：我们可以说损失，也可以说放弃。
何多苓：我们单位要我当院长的时候，我说除非是让我选择当院长还是坐牢，那我选择当院长。结果他们再也不找我了。我也知道我进入官场，我的画立马要翻几倍的价格。但是我放弃了，因为那样太难受了。我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有人的画价本来落得很低了，当了院长以后一下子就狂涨。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当官?因为确实也有利益在里面。有所得就会有所失，这是绝对平衡的。假如我是另一种状态，我的画也不一样———我自己都不存在了。对我来说消极不是贬义词，是我追求的一个状态，我很积极地当一个边缘人物。
【编辑：李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