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刘淳
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地方，往往经济落后，发展速度缓慢，城市面貌苍凉，而城市里的人们，个个土气十足。山西、陕西、河南等地一概如此。
在我的记忆中，长安这座十六朝古都，依然被历史紧紧捆绑，大唐的盛气像乌云一样，常年笼罩在城市上空。长安像一座巨大的古墓，飘散着历朝的阴气，与现代化形成巨大的反差。除了兵马俑和随处可见的仿古建筑，城市的活力被历史的尘埃深深覆盖。举眼眺望，长安的上空依旧尘土飞扬。
西安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任何一个人，置身于此，脚下踩着的都是先人的遗迹。所以，现代化在这座传统文化如此深厚的城市中，像幽灵一般飘来飘去。
如今，西安变了。西安的变化不是因为这座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后增添了高楼大厦和宽阔街道，不是马路上奔跑的各类名牌轿车，不是一座大唐不夜城的富丽堂皇，更不是那些人造山水引来的天下游客。西安的变化是从每个人的内心开始的，也就是说，西安的变化首先是人的心里变化。如今，在他们的脸上，往日兵马俑式的“呆滞”正在消失。
一个“终南雅集”，如果是官方组织运作，不知要有多少铺垫，蕴藏多少心机。甚至层层叠叠的人际关系和曲曲折折的权力争斗大大改变了活动的本来面目；然而，把它放在彭（德）公手中，轻松而富有感染力，充溢着对自由的钦赞，对历史的思辩，还有对艺术的崇尚。
2011年的“雅集”如期而至，依然以“终南”命名，地点依旧终南山。只是，与会人员大有不同。彭公有言：每届参会人员不能重复，“雅”过的就不能再“集”。这一次，彭公破例邀请我，原因简单，上一届我因会议半途离去，这次算是补偿。彭公的美意让我温暖，让我感受到一种朴实的真情。
众所周知，所谓“雅集”，是传统文人墨客的一种聚会方式。今天，一群“当代艺术批评家”聚集在传统与现代交错混杂的西安，聚集在终南山里。除“方力钧创作自由谈”之外，没有任何会议，没有任何主题，更没有任何事先“规定”了的内容。彭公反复强调：“雅集”不是对传统的回归，而是通过反观传统，达到一种自我洗涤、自我调理和自我解放的目的。在彭公眼中，“雅集”就是自由，就是无拘无束，就是轻松。没有任何传统的包袱，没有任何历史的枷锁。几天下来，大家慢慢品出滋味，但时光流逝，转眼一去不返。真是难为彭公了，年过六旬，琐事缠身，却不惜时间，不惜口舌，只为朋友能够自由自在地“雅集”。
彭公现为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的当代艺术批评家。前些年，曾闭门3载，完成巨著《中华五色》，在学界反响巨大。去年，他曾写过一篇短文《西安有当代艺术吗？》,引来一片哗然。其实，彭公并不是在刻意追问西安到底有没有当代艺术，而是强调当代艺术与西安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在这块传统文化如此深厚的地方，如何建构当代艺术。从去年12月开始，为艺术家方力钧在西安美术馆的大型个展，我多次走进这座古城。在美术馆的展厅、在彭公家中、在当代艺术收藏家的私人寓所、在酒吧乃至餐桌上，还有那无数个不眠之夜……置身西安，传统与现代并存，历史与后现代交错，一种错位感油然而生，清晰而明朗，模糊而迷失。我以为，在西安，错位感是一种享受，迷失是一种快乐。
在我看来，西安的当代艺术正在悄然崛起。其实，很多时候，厚重的传统不一定是当代文化的绊脚石，不见得是发展中的沉重负担；就当代艺术而言，也许是一种再生资源。
据说，西安市的一位主要领导多次进京，请求栗宪庭出山，坐镇西安曲江艺术区，以此吸引天下豪杰。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清楚的看到这座城市以及官方对当代艺术的态度。无论长远的目标是开发旅游，还是以艺术的名义打造一个风景区——至少，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一个光环。艺术家方力钧在西安个展期间，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曾这样说：在意大利的罗马和中国的西安建造工作室，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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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理世界来看，西安“纺织城艺术区”的出现，为当代艺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空间。这个艺术家集散地，不仅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也形成了一个与官方艺术不同的重要领域。或许，西安的当代艺术正是从这里重新起步。当然，还有一个被长期忽略的事实，那就是，彭公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为西安的当代艺术增添了活力，这位当年执掌《美术思潮》大门并赫赫有名的人物，怎能让当代艺术在西安成为过眼云烟。
早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的杨超，曾为曲江新区的建设出谋划策，如今掌管西安美术馆，他立志要让这座国有民营的场所在他手中发生变化。方力钧的大型个展开幕以来，杨超显得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我有一种感觉，中国当代艺术的顶尖人物将陆续到达西安，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重要艺术家在这里举办个展。西安美术馆将在西部，在中国，将会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活力四射。
其实，西安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保守与落后，或许有一天，它将成为中国传统与当代并存的一个特殊地域。
我早年插队时，有一位被打成右派的大学教师下放到我们那个破村，他是一位蔬菜种植专家。那时我喜欢画画，总是拿个本子四处乱穿，糊涂乱抹。他经常和我在一起聊天。鼓励我好好画画，将来有所作为。他曾对我说过，一种新的植物在一个新的土壤和环境中能否生长，重要的是看你如何培育它。土壤和气候对它能否生长固然重要，但人的摘培更为重要。事物也一样，新生事物能否生长，主要看它的生长环境如何。他的话当时记在一个本子上，一直保留到今天。也许，在过去的20年间，我对中国当代艺术所持有的信念，在潜意识里，正是来自这位老师的话语。
其实，我想说的是，西安有彭公，当代艺术就有了希望。就像一种新植物在种植专家的精心培育下，会适合土壤、适合气候而茁壮成长。彭公对中国当代艺术义无反顾的精神和勇气不会改变，他会将当代艺术的火种在西部广泛传播。如果西安没有彭公，我不知道将会怎样，但是，西安有了彭公，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也许，星火燎原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年来，当代艺术这个词汇一直被广泛的使用，甚至，其利用率之高远远超越了所有的艺术词汇。许多年之后，人们发现，当代艺术似乎变得丧失了指向，原本并不复杂的一个词汇被盖上厚厚的尘埃，以致很多人在此迷失，晕头转向。其实，当代艺术的定义和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代艺术作为一种文化事件已经在中国发生，尤其是，随着事物的不断展开和内在矛盾的不断呈现，未来会给它一种历史框架的描述。但是，在今天，当代艺术不是贴标签，也不是利益的分配，当代艺术恰恰在于艺术自身。不同的地域看待和认识当代艺术的态度也不相同。我想说的是，接受一种新艺术观念并从这种观念的重压下释放出来，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精神和勇气。
当代艺术在中国，是一种社会意识的觉醒。
“雅集”结束前夜，杨超请大家喝酒，不同年龄的三代人狂欢至午夜——那是“雅集”最后的晚餐。席间无论男女老少，纷纷向彭公敬酒，表达对他的感谢和赞誉。彭公不胜酒力但频频举杯。那一刻，在惨白的日光灯下，我看到彭公脸上泛起红润——那是来自内心的喜悦。于是，我想起自从“雅集”报到那一天，彭公全程陪同，用摄影记录“雅集”，用二胡助兴“雅集”，用劳顿温暖“雅集”。于是我在想，终南山可以没有水，全羊宴上可以没有羊，八百里秦川可以不见麦苗飞扬，但西安的当代艺术不能没有彭公。
有时候，彭公真的像一个火种，在黑暗中照亮夜空……
2011年7月2日星期六 于太原
【编辑：陈耀杰】
